“养不教，父之过”是在以男权为主的传统教育中的家教观念，在以父亲为主的传统家庭中，教育子女的责任自然而然就落在了父亲的身上，所以在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素来有“严父”、“慈父”之称。这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父亲在子女教育中作用的认同。在中国历史上有数不清的父教经典。
　　
　　历史上有很多的皇帝都是慈父的典型代表，如唐太宗“遇物则诲”的教育和康熙言传身教的教育法历来被人称道。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太子李承乾是皇位接班人。李世民深知，太子的德行、治国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荣辱、生死存亡。因此，他非常重视对太子进行教育，而且讲究教育方式方法。
　　
　　有一次，李世民对身边的侍臣说：“我教育太子的方法是‘遇物则诲’。”侍臣不大明白，他就对此作了解释。
　　
　　他说，“我和太子一起吃饭时，我就对他说：‘老百姓种庄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是能懂得这个道理，就会永远有饭吃。’
　　
　　“在和太子一起在大树底下乘凉时，我就对太子说：‘木匠要把这大树的树干锯成平整的木板，就必须要依照绳墨去锯。作君主的只有虚心听取大臣们的进谏，才能做到圣明。’”
　　
　　唐太宗对太子进行这些治国安民的教育，不是空口说教，而是结合眼前从事的实际活动，从中引申出相应的道理，教育效果也很好。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教育虽是长久之业，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孩子的教育要放在日常生活中，唐太宗“遇物则诲”的教育方法是明智之举。
　　
　　与唐太宗“遇物则诲”的教育相比，康熙的言传身教更有说服力。
　　
　　康熙处处言传身教，为儿孙树立榜样。康熙常在畅春园办理政务，就将太子的书房设在自己理政之所的旁边，并取名“无逸斋”，顾名思义，不能偷懒的地方，警示太子下工夫学习。无逸斋外种满了五谷，康熙经常亲自侍弄，以教育太子一黍一粒来之不易。外出巡视，如果太子没有随行，也必须按时向他报告学习情况。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南巡，在江宁(南京)收到太子的请安折，得知已读完四书，非常高兴，当即赋诗送给太子。当时太子只有11岁，康熙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儿子的爱意和鼓励。
　　
　　为培养皇子们的品德，康熙生活上很注意节俭，并以此教育皇子们：“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有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为之，实由天性自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
　　
　　与这些伟大的父亲们相比，母亲在传统家庭中只是重要的配角，但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教育效果最明显、教育方法最得体的却是母亲的教育，其范例个个动人：孟母为教育好三岁丧父的孟轲，“择邻而处”，“教子勿欺”，“断织教子”。她精心选择对孩子成长有利的环境，以身作则教育孩子诚实守信，愤断织杼劝勉孩子立志苦学，终于使孟轲成为我国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春秋鲁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姜敬以亲自织麻教育身为高官的儿子，并写了《论劳逸》一文，被辑录进《国语》，自己成了有名的贤母，儿子也成了有名的治国大臣。春秋楚国子发将军的母亲，因训子与官兵同甘共苦而列《列女传》；明末清初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在他幼儿时期，后母王孝贞成了他文化知识和思想品德的启蒙老师，在她教授顾炎武“四书”的同时，时常把古代民族英雄、忠烈志士的故事讲给他听。顾炎武一直认为他的思想品格的形成与他母亲的悉心教育分不开。
　　
　　在当今社会中，随着女性地位的改变，在家庭教育中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养不教，父之过”的观念也随之改变。这里的“父”不单单是指父亲，应该是家庭中的长辈，尤其是指“父母”。妈妈的配角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个激烈竞争的年代中，孩子的父亲为了自己的事业在外打拼，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这样作为现代女性就承担起了教育子女的责任。并且也出现了很多妈妈教子成功的精英，《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莉就是其中一位。
　　
　　因此，我们做妈妈的一定要转变“养不教，父之过”的观念，再也不能当“甩手将军”，将养育孩子的责任推给丈夫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孩子在与父母一起的岁月，也是品行养成的重要时期，这段时间如果父亲疏于管教，母亲再“玩忽职守”，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将会是一大损失。如果妈妈在这个时候能把生活中的好习惯、好心态一步步教给孩子的话，这就是他们一生的财富。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作为孩子的妈妈要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负责，以自己的努力和耐心给孩子开启一片新的天地，让孩子在愉悦的氛围中快乐地学习、生活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