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很多西方国家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奴隶。华工在国外受着非人的待遇，饱受了种种苦役和刑罚。

秘鲁就是当时极力进行这种活动的主力。1854年，由于秘鲁颁布了解放黑奴法令，造成了本国劳动力的极度缺乏，因此秘鲁开始实行“中国人法令”，采取鼓励掠夺中国劳动力的活动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

这样一来秘鲁大大地加强了掠夺华工的力度，1864年有6000多人，到1875年已达11万人。华工在异国他乡遭到了非人的残酷待遇，这引起了李鸿章的深切同情和高度关注，他说，在秘鲁，华工“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要是还不制止这种非法的活动，那么“荼毒人民，将何以了期”。

1869年和1871年，总理衙门分别接到秘鲁华工联名写的求救信和控诉信。李鸿章得知此事后，十分同情在外华工的遭遇。他认为朝廷应该为他们做主，应该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

1873年8月，秘鲁与日本签订了友好条约，其全权大使葛尔西耶随后来华。他想在北京与中国签订条约，结果未能如愿。

10月中旬，葛尔西耶到了天津，与李鸿章谈判长达8个月之久。李鸿章想借此机会“严定招工章程”。而葛尔西耶却想着使拐运华工合法化。两国的想法截然对立。

10月24日，在第一次谈判中葛尔西耶拒不承认秘鲁迫害华工，反倒狡辩说秘鲁有保护华工的法律。李鸿章又举出历年来的案例为据，其中包括1869年和1871年华工先后联名所写《诉苦公禀》，叙述了华工在秘的悲惨遭遇：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有时甚至在工作时还戴着枷锁，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工作环境十分恶劣；雇主也不把华工当人看，任意刑杀，很多人无辜死去。这一切都“叠经控发有案”，中国人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只有秘鲁首先无条件送回被拐的10万华工，而且不再进行这种非法活动，中国才同意签约。李鸿章态度强硬得很。

葛尔西耶自恃有英法的支持，谈判时飞扬跋扈，以为这样能使李鸿章乖乖就范，然而却碰了一个硬钉子，吃了一惊。

10月26日又开谈判。葛尔西耶继续为迫害华工进行辩解，同时还要到北京呈送国书，想借助各国公使的力量迫使清政府就范。李鸿章拿出了华工《诉苦公禀》原件，葛尔西耶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下头来。随后，李鸿章又说：“汝国凌虐华工，我大皇帝久有所闻，亦必不喜尔递国书。”这有力地打击了葛尔西耶的企图。后来他告诉李鸿章，秘鲁与日本订约也不过7个月，所以也想与中国尽快签订条约。李鸿章反驳道：“汝来中国即耽搁三年，恐仍议约不成。”因为“拐去华人10万之多……交涉三年如何说得清楚。”这杀了葛尔西耶个措手不及，无言以对。

此后的数次谈判中，双方仍是争执不下。李鸿章告诉他中国的原则是先订立保护华工章程，由中国派员赴秘调查，然后再订约。但葛尔西耶对此积极的建议置之不理，拒绝送回被害华工。他扬言：对华工“保护不保护，全系立约不立约，欲得一言，以定行止。”他还以回国断交来威胁清政府同意签约，而李鸿章还是坚决不予让步。葛尔西耶在天津待了两个月，根本无法达到目的，他抱怨天津是“不好的地方”，便前往北京。但总理衙门仍让他回到天津与李鸿章继续谈判。葛尔西耶请来英国威妥玛、梅辉立、美国的施博和法国的林椿等各国公使和领事来调停。这些人表面上好像是中立的，实际上却是向着秘鲁一方的。

英国公使威妥玛让梅辉立来天津转告李鸿章：秘鲁不远万里遣使来与中国谈判订约，“若中国置之不理，必为各国所轻视”，催促他尽快签订条约，而且“毋庸请用御宝，亦毋庸定期互换”。李鸿章认为这是私订条约的事，坚决不答应，说：“此层实难遽（jù）允。”他对英国公使袒护秘鲁一方很是不满，对着梅辉就把威妥玛批了一通，还让梅辉立转告威妥玛，“若必强中国以难行，万万不能从命”。

1874年5月，葛尔西耶又回到了天津，重新谈判。

李鸿章十分清楚这次谈判的重要意义，知道自己担负着华工今后的命运，只能竭尽全力为他们争取权利。他在重大问题上“逐层辩论”、“再三驳改”，终于签订了《查办章程草案》，在华工的保护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之后，葛尔西耶提出了条约的草稿，共51条，说要按国际习惯签订条约，态度很强硬。李鸿章也不示弱，也针对性地提出20条，这回葛尔西耶还是反对，双方都坚决不让步，谈判毫无进展。后来李鸿章考虑到如果不尽快达成协议，“在彼华人十多万人不免更受毒害”，总理衙门也示意可作一些让步。最后，李鸿章依国际法与葛尔西耶就通商条约19款和已经订立的查办专条进行磋商，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前提下，于1874年6月26日签订了保护华工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19款。

条约使得华工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为了彻底解决贩卖华工和迫害华工的问题，李鸿章与葛尔西耶“反复争论，几乎舌敝唇焦至往复数十次”，终于有了令人较满意的结果，他一边向朝廷奏报，一边等着中秘建交，准备在第二年正式签约。

李鸿章接下来要解决秘鲁、古巴华工悲惨处境的问题了。年底，陈兰彬、容闳分别提交了古巴、秘鲁华工情况的调查报告。早在中秘谈判时，李鸿章已派遣容闳秘密赴秘鲁调查。这次调查取回了呈词、照片、口供以及证人，全部都显示华工的待遇比黑人更加悲惨，他们被卖开山、糖寮、种蔗和鸟粪岛等处，许多人还没有到合同年限就被打死或自尽，或是投入火炉、糖锅而死。血淋淋的事实证实秘鲁根本不执行条约。

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初八日，秘鲁换约大使艾勒莫尔来华，立即遭到了李鸿章的严厉指责，说秘鲁言而无信，不履行条约，现在只有先落实查办和保护的办法，“或加订条款，或添用照会，再将前次议定和约一并互换”。李鸿章准备让秘鲁对保护华工作出书面保证，然而没有成功，于是他不再直接与密使谈判，而是奏请清政府改派丁日昌代替自己，自己则在幕后指挥。

丁日昌根据李鸿章的方针展开了外交交涉。然而，双方难有共识，谈判几乎陷于破裂。就在这时，英美提出担保，说秘鲁在换约之后肯定会交出照会。李鸿章还是强硬地坚持原先的意见，同时他致函总理衙门说：从前尚未深熟该处凌虐华工情形如此真切，尚可含容将就，自陈、容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熟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自尽者，每日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今若不于照会内剀（kǎi）切议明，即含混与之换约，则是从前既往之华工不能使生，而随后复往之华工又将就死，而十数万日在水火，喁喁（yú）待援之人，更无来苏之望矣。

他提出，为保护华工的利益，必须慎重换约。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向秘鲁大使提出了最后通牒，宣布如再不让步，中方将采取行动：

一、暂缓批准条约；

二、将秘鲁违约及虐待华工情况公诸各国；

三、若依然拒绝于换约时添入照会，则不必去北京。

艾莫勒尔非常被动，他懊恼地说：“看来莫若立即去日本好了。”

有了容闳的调查材料，李鸿章和丁日昌在谈判中更显强有力了，对艾莫勒尔说：“华工受苦之地方，受苦之时候，及欺凌人之姓名，皆确可凭。”

在事实面前，艾莫勒尔只好承认“容闳所言华工受虐情形算得凭据”。这样，他开出了相关的照会，李鸿章也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七月初七日，艾勒莫尔发表了一项声明，要保护华工：秘鲁将给予“中国移民以最积极的保护，防止他们遭受最低限度的虐待”；保证他们“能安居乐业”以及“他们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并保证对中国所派使者给予密切合作，与之切实商议华工事宜。中秘条约也在这一天于天津正式签订。

《中秘查办华工专条》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保护侨民的条约。李鸿章要让所有在外的华工都知道，朝廷还没有忘记他们。大清国虽然力量微弱，但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臣民。李鸿章说，海外华侨如果知道朝廷还惦记着远在异国的他们，那么一定会激发他们的爱国之情，激起他们效忠中华的正义之心。李鸿章由此想到，华工在外距离中国遥远，朝廷根本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和安危。于是，李鸿章还考虑到如何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者。清政府深以为然，决定派陈兰彬为出使美、西、秘国大臣，容闳帮办一切事宜。不过直到1878年初，在清政府简派公使已将近3年的时候，陈兰彬才磨磨蹭蹭地出洋赴任。

《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秘鲁华工的待遇。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护侨条约。从开始谈判到正式换约，经历了激烈的辩论，长达两年之久。事实证明李鸿章是近代史上保护华工政策的首倡者，也是积极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