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健将张佩纶对李鸿章说：“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李鸿章在朝鲜和日本问题上所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朝鲜一直是中华帝国的藩属国，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清政府也一直重视朝鲜，因为朝鲜是距离北京最近的邻国。如果朝鲜发生事变，直接影响着大清帝国的安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

1868年，日本历史上一名杰出的天皇——睦仁登基。睦仁就是中国人熟悉的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有着强烈的海外扩张倾向，就任伊始，他就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睦仁天皇所说的“四方”，最邻近的是朝鲜、大清（当时最主要的是台湾及澎湖列岛地区）。

当时，日本的国力还不足以与大清抗衡，因此，对大清帝国还不敢不敬。但对朝鲜，日本人的态度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首先，是所谓的“文交”。1868年年底，日本派出使臣带着一份“国书”，兴致勃勃地去朝鲜，一是向朝鲜人通报“日本内政改革情况；二是表示想建立友好邦交关系的愿望。

日本人的这种用意应该不坏，但在那份“国书”中，有一段话让朝鲜人看了极不高兴：“爱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而贵川之于我也，交谊已尚矣，宜益笃恳款，以归永好，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

日本人称，在明治天皇刚刚登极之际，举国上下，百废待兴。明治天皇不顾日理万机之疲困，念念不忘与邻居各国重修友好关系，可见其对搞好邻国关系的重视。日朝两国的友情虽然已很不错，但还应该更上一层楼。

日本人在这段话中，两次提到他们的皇上。他们恐怕不知道，这就触犯了朝鲜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朝鲜政府一直比较守旧，他们除了承认大清国有皇上之外，其余大小诸国谁都不要在朝鲜人面前称皇上。而且，日本人与朝鲜交往的文书中，一直没有用过“我皇上”这个词。这在朝鲜人看来，也是“有违旧例”的。因此，朝鲜人决定拒绝接受这份“国书”，也不愿意接待日本的使臣。

朝鲜人的这一举动令日本人极其尴尬，通报内政改革情况，简直成了自作多情，致使日本社会各界对朝鲜产生了一种怨恨：什么“有违旧例”？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但对日本人的怒不可遏，朝鲜人一点也不含糊！朝鲜人不仅不怕打仗，而且常打胜仗：1866年，法国人借口朝鲜人反对传教士传播“文化”，挑起了与朝鲜的战争，但结果被朝鲜人打败；同一年，美国人也气势汹汹地想在朝鲜半岛上抢得一块立足之地，结果也被朝鲜人打退；此番小小日本——一个实力远不如美国和法国的“蕞尔小邦”，朝鲜人哪把它放在眼里？

日本人碰了这一鼻子灰后，并没有气馁。在两年后的1870年，日本先与大清政府搞“邦交正常化”，遣使修约——《中日修好条约》，约定“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接着，日本人又派了一个名叫“佐田白茅”的外交官出使朝鲜，结果再次遭到朝鲜人的拒绝。

这一下，日本的面子算是被扫尽了。难道朝鲜人比大清国人还傲慢？部分日本人咽不下这口气。

佐田回国之后，即向政府上书，称朝鲜认为日本的“国书”出现“皇上”，即是对他们的不敬，难道日本人必须要“敬”他们？反之，他们对日本人的“不敬”就是应该的？佐田说，朝鲜人“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固随傲顽”，没什么了不起，不用武力征服它，“则必不为我用也”，主张“征韩”，而且佐田还说，出兵“征韩”有利可图，虽然发动战争需要经费，但不出50天，这笔军费就能夺回来。他认为朝鲜是个“金穴”，粮食也很多，“一举拔之，征其人民与金谷”，实在是“富国强兵之策”！佐田还分析说，现在出兵朝鲜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认为，4年前法国和美国在朝鲜吃了败仗，这两个国家不会就此罢休，俄国人现在又把军队开到黑龙江口了，也想来吃朝鲜这块肥肉；日本再不下手，这块肥肉就会被别人叼走了。最后，佐田得出结论说：“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今菲律宾）、台湾可唾手而得。”

可见，以佐田为代表的日本强硬派不仅藐视朝鲜、吕宋，就连大清国也不放在眼里，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论着夺走台湾的事。这是一种典型的“黩武主义”论调，在当时日本国内受到缓进派的严厉批评。

其次，日本人对待朝鲜的态度就是“武攻”。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带领一艘军舰驶至朝鲜江华岛附近，在这里测量海口，以作战备之需。

接着，日舰靠近江华岛，放下小艇，准备派士兵去岛上取淡水。这时，守卫领海的朝鲜军队发现日舰已侵入朝鲜境内，并发射大炮，向日军提出警告。日本人听见炮声，立即还击，将岸上朝鲜人的炮台击毁，并冲上岛屿，攻城烧杀。朝鲜军民伤亡惨重，但日本只有两人受伤。这就是“江华岛事件”。

日本蓄意制造江华岛事件，就是“诱导朝鲜开化，使朝鲜屈服，并予吞并”的借口。

“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军舰很快回国，日本政府为此发布公报，称日本军舰在经过朝鲜附近准备去大清时，遭到朝鲜人的突然袭击，日本人准备登陆询问原因，结果遭到朝鲜炮火更为猛烈的轰击。日舰迫不得已，进行还击，并于次日登陆，占领了朝鲜人的炮台，缴获了朝鲜人的器械，其间，两名日本水兵受伤。

这一公报发表后，部分日本人再也忍不住怒气了，呼吁日本立即出兵朝鲜。其中有个名叫“木户孝允”的向政府递交申请，要求自任使臣，前往朝鲜“探询原因”。木户孝允在申请中说：如今朝鲜人向日舰开炮，事实上，是已经正式与日本人开战了。但考虑到多种原因，日本人不便立即动武：朝鲜人一直奉行大清国的正朔——年号纪元与大清国一致，两国关系如何，日本人暂不清楚，对“江华岛事件”，日本人可以先派使臣赴大清询问底细，将事件的始末详细向大清政府作汇报，如果大清政府能本着朝鲜是其“邦属”之国的意愿，“代我责罪”，批评朝鲜的行为，并责令其向日本帝国道歉，妥善处理好此事，那么，日本人可以适可而止；如果大清政府不愿意“居中代办”，那么，日本就可以自行处理。怎么处理？首先是责成朝鲜承担责任；如果朝鲜方拒不承担责任，那么日本人定当问个水落石出，日本人应审时度势，出兵一事，应慎重考虑。

木户孝允的主张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并付诸实际。后木户孝允因患病而未能成行，日本政府领事派遣另一名使臣赴朝鲜交涉此事。同时，派遣外务少辅森有礼赴大清，探询大清态度。

1876年1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等进行洽谈。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朝宗主藩属关系问题。森有礼断言朝鲜之为中国属国，“徒空名耳”，否认《中日修好条规》适用于朝鲜事务，企图“在与朝鲜直接交涉之际，杜绝中国方面的干涉”。奕则表示“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而其合于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则一。”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李鸿章认为日本对于朝鲜，以议和为名，实则备战，而朝鲜并“不愿议和，诚恐衅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鲜“不足以敌日本”，《中日修好条规》无法束缚日本手脚，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议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以期“暂弭兵衅”，避免中国卷入纠纷。

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森有礼专程拜访李鸿章，是想“复申各说”，通过李鸿章影响总理衙门，打破谈判僵局。李鸿章接见并宴请了森有礼。森有礼絮聒不休，声称“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坚持强权的逻辑，而李鸿章却迷信“万国公法”，殊不知“万国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强违约”。森有礼还否认朝鲜为中国“属国”；李鸿章驳斥说：朝鲜“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他俩关于朝鲜是否中国“属国”的争论，其实质是西方殖民观念与东方封贡观念冲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图排挤清朝势力、打开侵略朝鲜的通路和清朝方面为维护宗藩关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鲜的斗争。森有礼在“酒酣面热”时，曾说“取了高丽有何益处？”李鸿章乘机对他晓以利害，并挥笔疾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送给他。森有礼再三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果然不负所托，向总理衙门详细地报告了与森有礼会谈的情况，并建议“将奏请礼部转行朝鲜一节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藉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

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

1876年2月，朝鲜见中国无心出力保护自己，于是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在条约里，朝鲜同意开放口岸，日本则声称朝鲜是“自主之邦”，和日本享有平等的权利。清政府没有对此发表疑义，日本暗自得意。

当时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并非真正维护朝鲜独立主权，而是企图否定中朝的宗藩关系，开拓侵略朝鲜的道路。清朝统治者基于传统观念，以为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与否无关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议，又未诘问朝鲜。殊不知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问题，那么第三国是否承认中朝宗藩关系，就会直接影响事态的发展了。此后，日本借口朝鲜为“自主之邦”，遇事与朝鲜直接谈判，竭力排除中国的干涉，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

1881年6月，美国派薛斐尔来中国联系和朝鲜签立通商条约，找到李鸿章帮忙。李鸿章正担心日本会借机侵略朝鲜，薛斐尔的出现让他心中暗喜。如果美国和朝鲜签约，就会牵制日本的行动。所以，李鸿章对于此事十分积极。

1882年，朝鲜和美国签订条约。此后不久，英、法、德、意也纷纷和朝鲜签订条约。除美国特派一人作为驻朝公使之外，列强皆任命驻华公使办理与朝鲜的外交事务，这等于承认了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鸿章十分满意。

1882年，李鸿章回家为母亲办理丧事期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

日本侵略势力在朝鲜的膨胀和朝鲜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政策，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怒反抗，加剧了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1882年7月，京城侍卫部队联合城市贫民发动起义，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日本官员，并闯入王宫，闵妃化装出逃。国王父亲大院君李昰（shì）应乘机入宫，自称国太公，出掌政权。史称壬午兵变。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以武力为后盾的谈判方式，加紧侵略朝鲜。日本派出一支舰队赴朝，企图胁迫朝鲜政府答应“惩凶”、赔款、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等无理要求。

中国和日本都迅速作出反应。李鸿章派出淮军先于日本进驻朝鲜，日本也派出军舰来到朝鲜。清政府担心的是，朝鲜因为内部的动乱而导致日本有机可乘，所以采取军事行动，帮助李熙恢复王位。日本由于晚来一步，没能借机侵占朝鲜，心里十分懊恼。日本只好借机提出朝鲜赔偿损失。朝鲜同意给日本赔偿损失，并允许为维护安全，日本使馆可以驻兵。

守孝百日的李鸿章回到天津，他深深感到日本对于朝鲜的威胁近在眼前，开始着手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清政府与朝鲜签订新的条约，在朝鲜取得宗主国的诸多特权。此外，李鸿章还派兵驻扎朝鲜，并在很多方面给朝鲜以支持，希望能牢牢地把朝鲜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日本看到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强硬态度和果断措施，暂时收敛了对朝鲜的行动，转而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时机。日本人还对朝鲜要员鼓吹朝鲜应该独立自主，应该放弃和中国的藩属国关系。日本可以退还部分赔款，帮助朝鲜独立。这样，在朝鲜内部逐渐地形成了一股亲日势力，他们决定效仿日本，开始政治维新。

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下，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亲日派的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兵的帮助下打入皇宫，劫持国王李熙，并准备另立幼主。在没有得到李鸿章命令的情况下，驻朝鲜的几位清军事将领商量对策。在袁世凯提议下，清军迅速采取行动。袁世凯带领朝军和清军在三天之内打败日军，平定政变，李熙又回到王位。袁世凯在此次行动中的出色表现，开始受到李鸿章的重视。“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说，应该抓住时机稳稳地控制朝鲜。具体办法是对朝鲜设立“监国”，并派重兵进入朝鲜，然后再和日本谈判。袁还指出：日本并不比中国强，它敢于如此嚣张是因为知道清政府懦弱，不敢开战。如果我们强硬，日本就不敢造次。事情果然让袁世凯说对了，日本人要求朝鲜赔偿损失。当时，和法国开战的福建水师在马尾全军覆没，李鸿章和清政府对于朝鲜问题并没有及时打击日本嚣张气焰，而是息事宁人，任由朝鲜和日本签订了对日本赔礼的条约。

李鸿章的一味忍让并没有换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反而大大激起了他们的狂妄野心，李鸿章的忍让让他们感觉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害怕打仗的弱点，于是在1885年2月派出伊藤博文来到中国，专门和李鸿章进行朝鲜问题的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同意：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双方如若派兵到朝鲜，一定要照会对方政府。这样谈判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允许日本可以在朝鲜事变时派兵到朝鲜，另一方面是中国失去了只有宗主国才应有的派兵特权。伊藤博文为日本了解中国对朝军事动向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好了埋伏。在和伊藤博文的交往中，李鸿章感到伊藤博文并非等闲之辈，中国防范日本侵略十分必要。但是李鸿章没有预想到在以后和日本的交往中，日本的狡诈多变远甚于西方列强。这种耽于忍让的错误认识与行为，实在是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的源头，它把李鸿章一次次逼进了人生的绝地。

1885年4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条款大意是：“朝鲜再不是中国的附属国，中日共管朝鲜大事”。这样日本就获得了随时向朝鲜派兵的特权。此后，李鸿章把袁世凯派到朝鲜，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不负众望，把朝鲜的政治局面控制得很牢，并在经济上给予朝鲜很多帮助。

1889年，美、德、俄等国先后与日本签订新约，放弃对日本的特权。1890年，英国也同意废止英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这时候的日本，经济发展很快，已经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同列强一起，来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