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③

毛泽东这些批语，揭穿了梁武帝掩饰自己过错的各种表白，指出了导致他“自己而得，自己而丧”的原因。

其七，“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资治通鉴》第67卷记载了诸葛亮正确对待法正的事迹。法正是刘备的谋士，是辅佐刘备的核心人物之一。但他“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向诸葛亮提出，法正如此纵横，应该向主公反映，抑制他的威福。

诸葛亮没有急于行动，他说：主公之所以在公安，正是由于“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正是主公的辅翼，正应该让他“翻然翱翔”，发挥作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对他加以制裁，使其不能发挥作用呢？

毛泽东认为诸葛亮的作法是对的。他写道：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④

这也是他评价所有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的准则。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过一句话：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毛泽东这里所阐述的原则，不仅适合于孙中山这样的历史人物，也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种对历史有过贡献的人物。

毛泽东读史论人，往往只是表达自己的见解与个人的情感，感情色彩显得很突出。由于这种因素的作用，就难免对某些人物产生偏爱，而对另一些人物又有所厌弃。如他特别喜欢乱世中的英雄，就是一种个人感情。实际上战乱时代的人物与和平时代的人物都对历史有所贡献，不可偏废。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也会受到特殊的政治形势的影响。特别是1958年之后，毛泽东往往会以“左”的观点看待政治形势，看待社会现象，这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甚至可能出现以评价历史人物来为现实服务的现象。而毛泽东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恰恰是在1958年之后，这样，就不能不导致在对历史人物评价上的某些偏颇。

史籍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读史治史旨趣不在为历史而研究历史，他更注重史学的“致用”。他认为，学习历史知识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953年，他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毛泽东读史书，其着眼点是为了今天，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在，即他所说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独特的“古为今用”，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重经世致用，让历史为现实服务

历史与现实紧密相关。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讲求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宗旨。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并且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将这一史学传统发扬光大。

毛泽东研读历史，总是密切联系现实，读的是古书，想的是今天，为的是今天，以求指导和服务于现实。

毛泽东借鉴历史知识为现实服务的事例很多。如1958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大概正读到《三国志》。这年，在许多场合，他都向干部们讲起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为了帮助与会者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12月7日的批语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