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是个极为沉重的打击。据说，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后来又大病一场（1972年1月突然休克），虽然抢救了过来，身体却从此垮了。然而，毛泽东毕竟经历过无数大风浪，是意志坚强的人。“九一三”事件的沉重打击，使他终于能静下心来反省一下“文化大革命”和相关的许多问题。印制“大字本”史籍就是“九一三”事件一年后的产物。

1972年10月1日毛泽东布置注释的《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带有反思的特定意义。这四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着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分不开的。当时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着名将领刘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毛泽东显然是用《晋书》史传昭示当时领导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力图促进上层团结一致的一片苦心的表现。

鉴于“文化大革命”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曾打倒一批老干部，毛泽东也从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并要求极“左”派正确对待“解放”出来的老干部。1972年12月31日毛泽东布置注释《史记·项羽本纪》，一个重要意图是：项羽之所以在楚汉战争中失败，原因之一是他在战争中不断地杀降，杀掉了人心。争取敌人营垒中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1973年2月7日布置《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合传》也反映了毛泽东这一意图。张辽和张合都是曹操麾下有战功的大将，但他们原来分别是吕布、袁绍手下的人，曹操对他们不咎既往，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加以重用，为成就大业找到了得力助手。毛泽东用这些史例昭示极“左”派：要争取和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样才能取得胜利。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重新复出，被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似乎可以理解为这种反思和告诫的实质性落实。

第二，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研究历史，带有鲜明的毛泽东特色，那就是以政治家的目光去评点历史，关注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成败，关注历史上的重大政治谋略，重视从政治得失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而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对中国史书中所载的历代贤主良臣所制定的政纲、政策和政举十分关注，并从中悟出兴亡之道，以鉴取治国之策。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一个王朝。毛泽东喜欢读唐朝历史，他比较注意借鉴唐代一些君臣的施政纲领和工作方法。

《旧唐书·李百药传》中有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记述，毛泽东很感兴趣。他不仅逐一加以圈点，还批注道：

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①

李世民的四点工作方法是：

其一，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茂实。

其二，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

其三，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

其四，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