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从“齿以刚落，舌以柔存”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认为“柔弱胜刚强”，乃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因而他强调要用“柔”的手段去对付对方。

《老子》可以说也是一部兵法，书中包含军事辩证法。“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的辩证法用于军事学，就是以弱胜强、避实击虚的指导原则，此外，中国的太极拳、导引术也多是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老子贵柔、守雌的精神。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本，“德”前“道”后，但是两千年来，流传的《老子》则是“道”前“德”后。

大多数专家认为，《老子》最精彩的、影响最广泛的还是道的论述，他不仅影响了政治哲学，也影响了中国人对宇宙人生的总理解。

1917年，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在暑假期间四处游历，到了宁乡县境内，拜访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据萧子升回忆，毛泽东当时在问答中讲：

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

青年毛泽东在批注《伦理学原理》时，针对人类社会的“大同之境”的构想，联系到《老子》：

……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这里提到的“绝圣弃智”，是《老子》第十九章里的话，意思是人们保持愚昧无知，就不会滋生事端。“老死不相往来”，是《老子》第八十章里的话，意思是返回到上古的“小国寡民”社会，就能彻底避免人们滋生事端。毛泽东认为这种“大同之境”实际上是倒退，“徒为”而已，行不通。这说明，毛泽东早期在思考中国未来社会形态时，曾对《老子》一书下过功夫。

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一直对《老子》一书抱有浓厚的兴趣。不过，他的兴趣后来转向了哲学方面。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谈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战略退却”是必要的，要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镇，就是引用《老子》第三十六章里“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句话的意思，化用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称这是一个“原则”。并且认为，“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倡党委成员间“互通情报”，同时批评有些人不是这样，就用的是出自《老子》第八十章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同年8月，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用了《老子》第七十四章里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以痛斥美国对中国人民实行封锁的政策。

1945年，毛泽东在为“七大”作总结时，谈到面临的困难和应付的方针，说：

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以抗日战争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论点时，正是引用《老子》中的话来发挥的：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