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美国形象的，正是一系列关于某个人的英雄祖先的神话。

——詹姆斯·鲍德温

在研究历史时，人们一想到污点必须被遗忘、被修改、被匆匆略过，就会感到不解。我们只须记住丹尼尔·韦伯斯特是了不起的宪法学家，无须记得他曾酩酊大醉；我们必须忘记乔治·华盛顿曾是一位奴隶主……我们只需记住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信赖的、鼓舞人心的事情。当然，这种思想也有它的难处，那就是担心历史失去了它作为模范的激励价值。它描写完美的人和高尚的民族，但就是不说实话。

——W.E.B. 杜博伊斯

把我们尊崇的人奉为偶像，既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行事。

—— 查尔斯 V. 威利

本章讨论英雄化问题。英雄化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很像地质学上的石灰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教育机构把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虔诚的、完美的造物，他们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没有人情味，也没有可信性。

美国的很多历史教科书都配有人物插图，有些是非常著名的（《希望之地》为每一位总统提供了一个小头像），有些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自由的挑战》准备的小头像上标有“你以前知道吗？”几个字，问的是关于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这位从医学院毕业的第一位美国女性的故事，以及《阳光下的葡萄干》等电影的编剧洛兰·汉斯贝里的一些事情）。插图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它们树立榜样，展示了各种不同的出人头地之路，它们还使教科书为布莱克威尔和汉斯贝里等人提供了空间——要不是有她们，历史只会是对男性政治领袖的大检阅。人物插图还能够促使我们思考我们教历史的目的：是否切斯特·A. 阿瑟就比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更值得介绍？他们俩谁对我们今天影响更大呢？赖特发明了车库，改造了住宅建筑空间，至于阿瑟么——嗯，他签署了第一部《公务员法》。还有，谁的出名更有戏剧性？是布莱克威尔还是乔治Ｈ.Ｗ.布什（后者出生时口里含着一把银质参议院座椅）？如何选择是有争议的，但是，教科书要写进一些人确实应该不仅根据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还要考虑他取得那些成就所经历的过程。

我们还可以对课本中的那些英雄谱做第三层、第四层的推测。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谁入选了这种英雄谱，我关心的是当他们被写进教科书、被带进课堂时，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两位20世纪的美国人是这种英雄化的绝佳例子，他们是伍德罗·威尔逊和海伦·凯勒。威尔逊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总统，他受到大量教科书的关注。另一方面，凯勒则是个“小人物”，她没有促成一部立法，没有改变任何一门科学的进程，更没有宣布进行什么战争。在我所考察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中，只有一本载有她的照片，多数教科书甚至没有提到她。但是，老师们都对她津津乐道，并且经常展示一些声像材料，或者推荐一些将她树为楷模的传记。所有的这些刻意行为都旨在确保学生对这两位历史人物产生某种认识，但是学生并不会因此而知道得更多。英雄化就是这样扭曲了凯勒和威尔逊（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生平，以至于我们不能如实地想象他们。

老师们抬高了海伦·凯勒的形象，他们用这位失明又失聪，但身残志坚的女孩的事迹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学生。每个五年级学生都知道这样一幅画面：安妮·沙利文在一个水泵旁把“水”这个字拼写到海伦的手掌上。迄今描写凯伦生平事迹的电影和幻灯片已不下十部，每一部都在说着同样的陈词滥调。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发行的一部教育片最后总结说：“海伦·凯勒和安妮·沙利文带给整个世界的礼物就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多么奇妙，有那么多人在教我们认识它；没有哪个人是不值得帮助或无法帮助的，一个人对我们的最大益处就在于帮助他人发挥其真正的潜能。”

历史学家和制片人从海伦·凯勒身上得出这样空泛的格言，而无视她的真正生平，并把她特意告诫我们要从她身上学习的那些东西扔到一旁。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结果，我们其实对她知之甚少。

过去20年间，我问过很多大学生海伦·凯勒是谁，她做过什么。他们都知道她是一个盲聋女孩。大多数人还都知道她有一位良师益友，叫安妮·沙利文，她教她读书、写字甚至说话。有些学生还能记得凯勒早年生活的某些细节：她住在阿拉巴马州，在遇到沙利文之前，她蛮横无理、没有规矩，如此等等。一些学生知道凯勒上过大学，但至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的整个成年生活又是怎样，他们就一无所知了。一些学生大胆地说，凯勒成为“公众人物”和“人道主义者”，或许是由于代表了盲人和聋哑人。“她写作，真的吗？”或者，“她说话”——无稽之谈。凯勒生于1880年，1904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卒于1968年。忽略她64年的成年生活，或者只用一个“人道主义者”对它进行概括，那是以一种省略来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