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物馆馆长们知道参观者们会心怀一些理想的形象。一些馆长有意识地设计一些展览，来反驳那些不准确的形象。如果教科书作者、教师以及制片人也能针对性地反驳那些错误的形象，他们也能履行自己的教育使命。其实，伍德罗·威尔逊毕竟不需要他们为尊者讳。仅其任期前两年所取得的立法成就，包括关税改革、收入税、《联邦储备法》、《劳工补偿法》等，都是空前的。威尔逊支持民族自决的演讲震动了整个世界，尽管他有些言行不一。

为什么教科书要推出完美无瑕的典范？作者的省略和错误并非偶然。相关影片和幻灯片以及其他教育素材的制作者并非不知道海伦·凯勒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没有人能够在不了解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情况下读懂她的著作。至少，有一位教科书作者，即《美利坚盛典》的资深作者托马斯·贝利，非常清楚美国1918年对俄国的入侵，因为在1973年，他在其他场合写道：“美国军队在1918至1920年间与俄国武装力量在俄国土地上的两座剧院内发生枪战。”或许还有一些作者也知道这一事件。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对于职业历史学家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让公众去探知那些事情呢？

对此，英雄化本身就首先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也是如此。迈克尔·坎曼指出，作者们有选择地忽略了某些瑕疵，其目的就是使一些历史人物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敬仰。教科书评论家诺玛·加布勒证实，教科书应该“以一种尊敬和荣耀的方式呈现我们的民族英雄”；在她的眼里，如果承认凯勒的社会主义以及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就几乎做不到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有人曾言，教科书的作者们“把我们国家的伟大英雄和爱国者的错误、弱点和不足都呈现在了年少无知的学生面前；这是不对的。”而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就几乎挑不出这方面的毛病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让我还是从海伦·凯勒谈起，因为对她64年后半生的忽略，代表了某种在文化运用方面的歪曲做法。对这一问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继续讨论。我们把凯勒当做一位完美的、非真实的人，以此激励年轻人去学习，于是凯勒成为一位神话人物，一个“战胜困难的女人”——但是，那是由于什么呢？没有了下文。只要看看她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就受到勉励了——但是我们无从知晓事情的真相。

凯勒少年时不想像个冰人似的哪也去不了。她自己强调，她生命的意义在于一旦克服了自己的身体缺陷后所做的事情。当然，她并非有案可查的第一位学说话的聋盲孩子，这一荣誉应该属于挪威姑娘朗希尔德·卡塔，是她的成就激励了凯勒。她也不是第一位学习读书写字的美国盲聋人，这一荣誉应该属于劳拉·布瑞吉曼，是她教会了安妮·沙利文触摸式字母表，沙利文又教给了凯勒。1929年，凯勒快50岁时，写了第二本自传，名叫《中流》，书中通过细节描述了自己的社会哲学。凯勒记录了她参观以煤矿、采石以及搬运为业的城镇的经过，在那里，工人们在罢工。她想让我们知道她的这些经历，以及她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结论。为迎合我们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删节后的海伦·凯勒的故事净化了英雄的形象，只剩下自助与勤劳的美德。凯勒本人虽然几乎不反对艰苦劳动，但明显反对这种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