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漠视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但是教科书却竭力为他开脱。1917年６月的《反间谍法》以及次年的《反叛乱法》，可以说是继1798年短命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之后最严重地侵犯了美国人的公民自由的法案；但是教科书却将这两种法案的通过归咎于“国会”，而与威尔逊无关。事实上，威尔逊试图强化《反间谍法》，在其中加入直接赋予总统更广泛的书刊审查权的条款。更严重的是，在威尔逊的批准下，邮政总长动用其新的书刊审查权扣押所有社会主义的、反英国的、亲爱尔兰的，以及其他在他看来对战争意图构成威胁的信件。罗伯特·哥德斯坦因为拍摄了电影《1776年精神》而遭致10年的牢狱之灾。该片描写了美国革命期间的英国人，英国人现在是我们的盟友，因此这种描写不合时宜。教科书的作者们解释说，战时压力使威尔逊对公民自由进行压制情有可原。但是，到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威尔逊却仍然否决了一项旨在废除《反间谍法》和《反叛乱法》的提案。教科书的作者们把威尔逊连任总统后针对共产主义者和劳工组织的“猎巫运动”归咎于他的身体多病以及当时联邦检察官的嗜血好杀，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实际上，联邦检察官帕尔默在威尔逊离任前夕请求他赦免尤金·V. 德布斯，后者当时正在坐牢，罪行是曾发表言论，把“一战”说成是为经济利益而战，并批评《反间谍法》是不民主的。总统回答：“绝不！”，于是德布斯继续在牢中煎熬，直到沃伦·哈定赦免他。《美国之路》采取了可以说是最为新奇的方法来为威尔逊的恶行开脱，它干脆把“红色恐惧”移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威尔逊已从白宫一走了之！

英雄化阻碍了教科书暴露威尔逊的缺点，因此教科书很难对19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做出解释。当时，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考克斯本来有望成为威尔逊的继任者，但却被没进行竞选活动、无足轻重的哈定所击败。在这场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一边倒的选举中，哈定几乎囊括了64%的多数党选票。教科书指出，人民“厌倦”了，只想“回到常态”。选举人有可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抵制威尔逊的事情，但教科书的作者们从未想到这一点。然而，海伦·凯勒知道这一点，她认为“威尔逊是世人所知道的最令人失望的人！”

并非只有中学历史课程在英雄化威尔逊。《希望之地》讨论了威尔逊的种族主义，但屈指可数的这类教科书也不得不面临一场攻坚战，因为它们要应付那么多的历史博物馆、公共电视档案以及历史小说里所纪念的那位模式化的威尔逊。

25年来，迈克尔·弗里奇教授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开展一项关于社会模范人物的试验。他让一年级大学生列出内战前美国历史上“你最先想到的十位人物的名字”。但他发现，每年他的学生一开始给出的名单都是那些同样的政治和军事人物，这再次反映出他们中学教科书为那些人物所提供的突出地位。于是他增加一条限制，“总统、将军、政治家等除外。”但弗里奇得到的名单也几乎不变，只不过已较少有历史教科书的痕迹。在大多数时候，贝琪·罗斯都名列榜首。（保罗·里维尔常常紧随其后。）

就学生们的这种选择而言，有趣的是，贝琪·罗斯其实什么也没做。弗里奇指出：“在真正的第一面国旗的真正的制作过程中，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罗斯大约在1876年前后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她的后人们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费城旅游，就编造了所谓第一面国旗的传说。中学教科书普遍忽略贝琪·罗斯，是公正的，也没有一本教科书把她列入书中的索引。那么，她的故事为什么得以流传开来呢？对此弗里奇做了饶有趣味的解释：如果说华盛顿是国父的话，那么贝琪·罗斯就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弗里奇描述了我们小学阶段盛传的那些故事（或者只是我们的想象？）：“华盛顿（上帝）在简陋的小屋里找到卑微的女裁缝贝琪·罗斯，问她是否愿意根据他的设计缝制一面国旗。贝琪立即从她的衣服下摆掏出了这个民族和人类的自由和天赋权利的希望。”

我想弗里奇触及了某些问题，但仍只是在就事论事。不论你对他的解释是不是买账，贝琪·罗斯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都足以证明社会楷模的力量。就伍德罗·威尔逊的例子而言，教科书的确参与了对社会楷模的塑造。威尔逊被用这样的术语来描绘：“善良”、“理想主义者”、“主张民族自决，反对殖民干涉”、“ 单挑孤立主义的参议院”、“时代的先行者”。我们将很多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从华盛顿特区里根大厦里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到位于伊利诺斯州迪凯特市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学”——我在这所学校虚度了青春时光。如果总统山要添加第五副面孔，很多美国人会认为那非威尔逊莫属。在这种美好的模范面前，即便是《希望之地》里关于威尔逊总统的种族主义的罕见的直白论述，也不能动摇学生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