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须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谁？在墨西哥，哥伦布就不是英雄，虽然墨西哥在文化上比美国更接近西班牙，并且人们也希望能够从西班牙历史上的这位英雄身上找到自豪感。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墨西哥要比美国更具印第安色彩，墨西哥人认为哥伦布是白人和欧洲人。乔治·P. 豪斯·开普切（George P. Horse Capture）写道，“没有哪位有思想的印第安人会赞美哥伦布的到来。”歌颂哥伦布乃是白人历史、而非美洲历史的典型特征。

哥伦布征服海地可以被视为帝国第一批勇敢的创建者们充满勇气与想象力的惊人壮举，但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血腥的罪行，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大屠杀与奴役就是它绵延不绝的遗产。这两种关于哥伦布的看法都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哥伦布的历史意义恰恰既在于他是英雄的航海家，也在于他是巨大的掠夺者。如果哥伦布只是前者，他可能就是莱夫·埃里克森的对手。哥伦布的行为证明了“开拓”这一词的双重含义——壮举与获利。我们的大多数教科书所提供的崇拜性的哥伦布传记和肖像，只能向学生灌输一种对殖民主义的不假思索的接受，这与今天这个后殖民主义时代是极不相称的。用历史学家迈克尔·华莱士的话说，哥伦布神话“使我们接受当前关于世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划分，并且认为这种差异是自然的、既定的，而不是发端于哥伦布首航的历史产物。”

如果我们把1492年看成三种文化（非洲文化随后到来）的聚会，而非某一种文化的发现，那么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理解哥伦布及所有的欧洲开拓者与定居者，有几本教科书做到了这一点。“新世界”的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已经有人在美洲生活了数千年之久。美洲只是相对欧洲人来说才是新的。所谓“发现”，也是一个有问题的说法，因为一个人如何发现他人已经知道甚至拥有的事物呢？教科书作者们在这上面费尽心机，他们竭力超越殖民历史与 “欧洲中心论”话语。布尔斯廷与凯利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一开头就写出这样一句话：“美洲的发现（他们指的是哥伦布的发现——引者）是世界上最惊人之举。”五页后，两位作者又似乎想收回原话：“只是对欧洲人来说，美洲才被‘发现’。数百万土著美洲人已经生活在那里了！”然而，话已出口就收不回来了。布尔斯廷与凯利的整个基调都在于描绘白人对非白人的发现，而非多种文化的互动。实际上，他们过于 “欧洲中心论”了，他们甚至不提自己在讲那些同样“发现”了美洲的人时遗漏了“非洲人与亚洲人”。

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言辞是重要的，它能够影响决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使决策看似合理。1823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裁定，切罗基人由于对佐治亚州的土地的“占有”而享有对这片土地的当然的所有权，白人由于他们的“发现”而拥有对这片土地的最高的所有权。至于美洲印第安人何以在事先没有发现佐治亚州的情况下占有佐治亚州，马歇尔忘了做出解释。

探险本身通常总是和多种族、多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非洲领航员帮助亨利亲王船队的船长学会了如何沿非洲海岸航行。在1492年圣诞节，哥伦布遇到了麻烦，“圣玛利亚”号在海地搁浅。哥伦布派人到附近的阿拉瓦克人镇上求助，“这个镇上所有的人”群起响应，他们带来“很多、很大的独木舟”，“他们很快就清理好了甲板”，哥伦布继续写道，首领“把我们所有的物品放在一座宫殿的附近，直到为我们找到空房子，能够装下我们的所有物品，并安排人看管。”在最后一次航海中，哥伦布的船队在牙买加失事，当地的阿拉瓦克人逮住了他及随行的100多名生还者，并关押了整整一年，直到海地的西班牙人把他们营救出来。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一位名叫威廉·伊拉斯谟的加拿大印第安人指出，“被你们称为伟人的探险家们其实是很无助的。他们像迷路的孩子，是我们的人民照顾了他们。”卡蒂埃的部下1535年在蒙特利尔附近染上了败血病，是土著美洲人治愈了他们。土著印第安人还在加利福尼亚为弗朗西斯·德雷克修好了“金鹿号”航船，使他能够完成其1579年的环球航行。刘易斯与克拉克对西北部太平洋的远征，沿途得到了美洲印第安人一个部落接一个部落的帮助，其中两名肖肖尼族向导萨卡加威和托比给他们当翻译。当皮利司令发现北极时，那里可能有的第一人既不是欧裔美国人皮利，也不是他的助手非裔美国人马修·汉森，而是他们的四名因纽特人向导，他们的整个探险都受益于这些男女。我们的历史书的作者们不提这些协助者，在他们的笔下，高傲的西方征服者高居于世界之上，就像罗德岛上的巨人像一样。

只要我们的教科书对我们隐藏有色人种在至少公元前6000年至20世纪的一系列探险活动中的那些作用，它们就是在鼓励我们把欧洲及其延伸地区视为全部知识与智慧的所在地。只要它们一说“发现”这个词，它们就是在说，白人是唯一重要的人。只要它们只讲哥伦布，而不讲其探险活动的双方情况，它们就是在要求我们确认西方白人的探险活动，而不是去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