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的是，事情并非如此。问题并不是土著人没能实现文化转型。实际上，很多欧裔美洲人并不真的想让印第安人实现文化转型，那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种事有时候很明显：1789年，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教授土著印第安人如何读写，“违者处以死刑。”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于1808年告诉切罗基族代表团说：“因此，我恳求你们，每个人到你们现在所得到的土地上（原文如此）去建立一个农庄，把地圈起来，去耕种，去盖一个温暖的房子，在你们死后，土地属于你们的妻子和孩子。”实际上，切罗基人早就是农民，他们去找杰斐逊，恰恰是要求总统把他们的土地按照私人农场分发给他们，并让他们成为公民。杰斐逊搪塞他们。《美国之路》问学生：“为什么印第安人要被赶往大西部？”该书的教师用书所给的答案是，“他们被赶走，以便定居者能够在土地上种庄稼。”对这个提问，我们或许还要补充问一句：“印第安人在土地上做什么？”答案是“他们在种庄稼！”当杰斐逊向他们讲话时，白人正在焚烧他们的房子和玉米地；这把火自1622年在弗吉尼亚点燃以来，已经烧了186年。

不论土著美洲人的文化转型有多么彻底，他们都不可能在白人社会取得成功。白人不让他们成功。纳什说：“印第安人总被视为异类，他们很少被允许生活在白人社会里，最多只是生活在他们的周围。”土著美洲人积攒财富，置办欧式房产，或许还经营锯木厂，结果却成为白人暴徒的首选目标，那些白人对他们的土地和物质生活改善垂涎已久。在战争时期，归化的印第安人的地位变得特别凄惨。就拿宾夕法尼亚来说吧，在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期间，萨斯奎哈纳人（Susquehannas）本来在白人的城镇里与他们和睦相处，现在却丧命于这些邻人的板斧之下。白人后来从政府得到奖赏——政府并不在意他们剥了谁的头皮，只要是印第安人的，一概有赏。几个世纪里，在这个国家，这种事屡有发生。又如，1860年，加利福尼亚的牧场主们屠杀了800名维约特（Wiyots）人中的185人。这个部落本已与白人结盟，但现在，白人却震怒于“外族”牲畜的袭扰，而使他们遭此大祸。

一些新教科书做得不错，它们讲述了“文明五族”——乔克托族、契卡索族（Chickasaws）、切罗基族、克里克族以及西米诺尔族——如何成功地实现文化转型，却又被排挤到俄克拉荷马。无论如何，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从来不让这些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妨碍自己的传统的故事线索。忘记白人是如何逼迫印第安人迁徙，忘记是谁教会“始祖移民”们在最初的土地上耕作，我们的文化和教科书仍然在把土著美洲人描绘成原始的狩猎民族，并由此把他们说成是历史进步的不幸牺牲品。布尔斯廷与凯利指出，“在墨西哥北部，大多数人过着漫游式的、简单的部落生活。北美印第安人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少数例外者——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在某处定居下来，开始成为农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土著人眼中，欧洲人才是游牧民族。对此，1855年，西雅图酋长曾指出，“对我们而言，祖先的骨灰是神圣的，他们的安息地是圣地。你们却远离自己祖先的坟墓四处游荡，似乎从不心生悔意。”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的“漫游”无非是从夏季房子搬到冬季房子，然后再搬回来而已。

只要设想一下，美国纵容针对所有姓氏首字母为L的人的非法歧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土著人不能实现文化转型。“我们” 能呆多久？第一批非L姓的人想夺走我们的房子或工作，他们把我们赶走，于是我们失去了各种资源。我们周围的人会谴责我们这些L姓的人是游民。这就是土著美洲人所遭遇到的。在马萨诸塞，殖民者不断地向印第安家庭挑起事端，因为结果很可能是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在俄勒冈，240年之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到1862年，１万名白人移居内兹佩尔塞族（Nez Percé）的“保留地”，因此一位俄勒冈州的参议员建议，合众国应该除掉这个民族。缅因州参议员威廉·费森登指出了这一问题：“我认为，在俄勒冈，要不使他人染指白人所拥有的那些土地，毫无困难。但是，如果那些土地恰巧是印第安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没有合法权利，文化融合就不能成功。英穆图亚哈拉特拉特（Inmuttooyahlatlat）——白人称其为“约瑟夫酋长”──雄辩地说道：“我们要求对所有的人实行同样的法律。如果印第安人违法了，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白人违法了，他们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让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我所选择的地方自由地旅行、自由地停歇、自由地工作、自由地贸易，自由地说我想说，想我所想，做我想做。”但事实并不如此。大多数法庭根本拒绝听取土著美洲人驳斥白人的证词。人类学家彼得·法布指出了非印第安人是如何在土著社会的等级制中一步步上升的，并接着说：“在美国历史上，印第安人即便愿意归化，也几乎从来没有得到同样的机会。”文化转型后的土著人像靶子一样惹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