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整体来说，没有多少人有很高的职位，更没有利益集团背景，如同其他公职人员和学者，收入普遍低下。他们主要分布在学术部门、高等院校、传统的政府部门，以及新建立的改革政策制定和咨询部门。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之“大”之“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难以“超越”的，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那时，毛泽东时期的决策体系已经打破，新的决策体制尚未形成。传统的政府系统，包括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部门（例如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以及农业、工交、财政的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都难以适应急剧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决策，要实现创造性和避免重大失误，需要突破中央政府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约束。当时的高层决策，不得不更倚重1980年代建立的新机构（例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舆论系统、民众的创举和呼声。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家，具有提出改革理论和说法的能力，成为制定改革政策新机构的主力军；熟悉人民和基层，直接接触农村和工厂，直接面对民众和实际经济问题，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创举和呼声，总结社会基层改革经验（例如，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各地的“倒爷”、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户”，都是发生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实际行动），把它们转化成经济改革的语言、逻辑和政策建议。经济学家甚至可以走向街头和民众对话，与媒体建立广泛联系。他们在实现改革决策过程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增加改革决策透明度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

当然，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能够对决策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与他们中间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资格、学识和所处的位置有极大关系。例如薛暮桥、杜润生、马洪，作为代表人物，他们事实上是经济改革决策集体中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成员。

五

中国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能够参与和影响决策，是时代使然。那个时代的领导者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强烈需求，也是，甚至是重要的历史原因。

古今中外的改革，不论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一个中坚决策集团，他们自觉、超前、有意识地指引、领导和推进历史改变。在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改革的决策集团，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集拓荒者、设计者、决策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于一身。

在历史上，1980年代，是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经济学家的关系最为特殊的时期。他们学习、兼听、吸收、融会贯通、加以创新，转化成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力；他们适时地为经济学家提供参与改革决策的窗口和平台，赏识青年人，重视他们的思想；他们具有理解复杂经济系统，判断经济走向，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能力；他们具有整体看待中国经济，理解世界经济趋势的素质，以及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问题的眼光；他们懂得意识形态，回避意识形态，超越意识形态，为推进改革不断清除意识形态障碍。今天来看，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全面铺开，进展深入，形成不可逆转的格局，是决定于这样的改革决策集团的。

　　六

对于参与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群体，我作了两种划分：

第一种：依据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资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划分了5类：第一类，是留学英美，民国年间回到中国，在大学执教，像陈岱孙、张培刚等；或进了金融机构，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里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机构，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宝三等。第二类，生活在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区域，从农村调查研究开始起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像陈翰笙带出来的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第三类，从共产党内被选送到苏联接受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像孙冶方等；第四类，从延安走出来的，土生土长靠自学的人，像马洪等。第五类，1949年以前受过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统学习《资本论》，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1980年代重新补修现代经济学，像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

第二种：以年龄划分，第一代，出生于1920年以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是中国最后一代老布尔什维克，年轻时追求自由、民主，追随共产党，1949年后，参与缔造计划经济体制，继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当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像孙冶方、薛暮桥、蒋一苇，等等。第二代，出生于1920-1940年。他们中有的在民国时期上大学，像刘国光在西南联大、董辅礽在武汉大学、高尚全在圣约翰大学，等等，接受了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的是1949年以后入大学，以学习《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像吴敬琏、赵人伟，等等。第三代，出生于1940-1960年。他们中有“文革”前的大学生，大多数则是“老三届”，即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经历了“上山下乡”，“文革”后，以高龄考大学，考研究生。这些人的主体如今也已是60岁上下的年纪。

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能量，不可忽视两个效应：其一，“杂交”效应。不同的思想资源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导致中国经济改革大体形成了中国式的思路和模式。其二，“三代同堂”效应。任何时代都会是三代到四代的共存，但是，1980年代的三代经济学家，实在差别太大，却集合在一起。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和进展，就有杜润生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第一代和第三代，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的贡献。

如今，上述三代经济学家多数已经退隐，还有一些早已不为人知。然而，他们曾经是一个群体，一同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