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思想，兼收并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学家在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经济理论，似乎是混杂的和混合的，创新成份很低，学术价值有限，不仅没有产生东欧国家诸如兰格、布鲁斯、奥塔· 锡克、科尔奈那样自成体系的系统改革经济理论家，甚至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界自身的经济理论派别。

但是，需要为那时的经济学家说句公道话。中国在1950-1970年代，精神贫乏，教育倒退，经济学领域自难避免。此外，理论从来是滞后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而不是急速变化的经济形态。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超越了经济学家的思维范围--身在其中，距离太近。

绝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虽然基础训练先天不足，但是具有顽强的学习能力。从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没有停止引进和介绍西方国家和其他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包括萨缪尔逊的《经济学》在内的大量经济学经典都有中文译著。1980年代伊始，中国经济学家立刻走出去，海外经济学家立刻被请进来。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强烈的宫廷化、奏折化、实用化特征。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幸运，应被羡慕：他们此时此刻学习，此时此刻就有用武之地；他们形成影响，他们改变历史。经济学家如此重要，可能在1930年代出现过，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也不多见。因为，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最引人注意；经济学教育成为热门；经济学概念平民化、普及化。

今天，中国经济学界有了越来越多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学院派”。他们中的一些人，对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很不以为然，却也有失浅薄和偏颇。

八

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悖论：改革的对象其实就是执政党及其政权赖以存在的现实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这样的改革又需要这个执政党及政府的领导和推进。所以，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都是来自现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特别是来自政权的核心。1980年代，在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惯性作用下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人道主义与异化”，都曾经是阻止和挑战改革的“运动”。

到了1989年，虽然经过10年改革，可是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足够强有力与改革进程利益一致的社会阶层。农民是受益者，但不足以构成支撑当时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普遍要求改革的表象之后，民众的改革需求发生分裂。知识分子和学生提出了超越经济改革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诉求；而一些城市居民，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旧经济体制下的受益者，不能理解改革才是改善他们根本利益的出路；部分统治集团成员则着重于眼前既得利益。这是1989年春夏之际的深刻历史背景。

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原本是存在着自身发展方向的。主要包括：其一，调整市场和政府关系，加快市场发育，抑制政府膨胀；其二，全面推进非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形成中产阶级，避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其三，将贫富差别控制在合理范围，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其四，推进政治改革，实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步，从制度上抑制腐败现象。但是，历史常常存在拐点，存在关键的年月。1989年就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拐点。中国改革的决策集体彻底改变。影响决策的结构变了，改革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变了。

中国的1980年代是在思想、理论和人才的断裂，改变原本轨迹的背景下结束的。如果突破“历史必然性”的僵化观念，承认历史的路径并不是简单宿命，是非线性发展，那么，可以假设，没有1989年拐点，历史会是另一种结果，中国今天的改革面貌很可能大相径庭。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980年代的改革，其实孕育了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中国在21世纪的演变的各种可能性，都可以从1980年代的改革中找到原因，发现征兆。人们常说的历史视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九

能够完成此书，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讲“天时”，1980年代是一个正在逝去，但尚不久远的年代。切入这个选题时，正好是改革30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改革，回顾1980年代。讲“地利”，身处北京，除了故事在北京上演，北京是这些人物的舞台，这里有着国家的学术机构，是政府部门的集中地。讲“人和”，与三代经济学家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此外，《经济观察报》的支持，为我写1980年代经济学家的那些人与事，提供专栏版面，也是重要的。

再有，是我自己在1980年代的经历和感受。那是我20岁至30岁的日子，我的教育，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价值观，多与1980年代密不可分。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历史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反映。其实，历史是记忆的载体，记忆永远是一种表达。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并非经济学家，但是，本书对于历史的裁剪和记载，也是我思想的显现。

十

在文学领域，有所谓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根据现代主义的说法，人是彻底隔离的、孤独的、苦闷的和自我毁灭的。但是，现代主义还是主张要对历史进行解释，认为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是解释历史的两个因素。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人是碎片，历史是碎片化过程，历史不可解释，不过是各种文本和档案的集合。面对历史，我所倾向的是现代主义的：虽然历史的过程是碎片，历史事实不可能被穷尽，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之间存在重大偏差和时间差距，但是，人们需要历史，历史需要历史，现在需要历史。历史就是要尽可能地还原和拼凑碎片，而碎片和记忆本质上是一回事，人是记忆的主体，尽管记忆存在选择和偏差。

这本书就是选择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依据文本和非文本的档案，依据可以采集的个人记忆，将碎片化的历史重现拼凑起来，提供一长串曾经在那个时代发挥过作用的人的名单。先是一个一个故事，再将故事串联在一起，把历史贯通，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延伸的线索和可以展开的画面。历史的登堂入室，总是要有门径的，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所有关心那个时代的人，和关心那个时代对后来影响的人一个门径。

1980年代，集中了今天久违的激情、想象力、热忱、浪漫、理想主义、人文精神。人民支持启蒙，崇尚真理，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王小波说过：让我们歌唱80年代。王小波是意识到1980年代价值和对历史深远影响的先行者。除了王小波，还有许多在1980年代尚是青年的一批人，包括我本人，也有1980年代情结，拒绝用“往事如烟”“恍如隔世”来描述那个年代。这不是单纯的“怀旧”，其背后是对于1980年代的理想和价值判断。

1个世纪有10个10年，但是，在1个世纪中，不是每个10年都同等重要。人们在经历1990年代，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之后，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1980年代的影响是如此深刻和深远，其遗产是如此沉重和丰厚。1980年代承上启下，其重要性也许还需要更长时间，甚至两三代人才会得以全面评估。至今在中国，依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但是确实作用着的1980年代能量。某种历史的能量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丧失，反而会积聚和裂变，就如同某些宇宙能量一样。　　　　　　　　　　　　　　　　　　　　　　　　　　　　　　　　　　　　　　　　　　　　　　　　

201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