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1900-1920）

他们几乎都曾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经典”的革命者，也是经济学家。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又是他们，最早觉悟到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制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他们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一代。

三本书的命运

三位开路先锋：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三幅人物肖像：一位犀利，一位沉稳，一位潇洒。他们风格互补，是一个组合、一个团队、一道风景。可惜，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么精彩的风景了。

人们都知道，中国改革不是从先有一套理论、设计、蓝图、规划开始的。但是，却不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没有理论准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经济理论准备方面有三位开路先锋：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质疑、总结，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还在于为探索和写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产生的思想矛盾和冲突、觉悟和突破，发出的改革理论先声。

早在1955年，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就交派了一项任务，请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人分头准备，搭班子，研讨、探索，历经数十载，无论在监狱、在干校、在病榻都念兹在兹。然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始终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更耐人寻味的是，由此出发，三个人三条路：孙冶方试图按《资本论》的逻辑写，几起几落，直至拼死一搏；薛暮桥改弦更张，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行销千万册；于光远皓首穷经半个世纪，出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七卷。

在薛暮桥保存的文档中有自50年代起，大约“一五”时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资料；1959年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人到外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人喜欢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势必要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同时，为了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控制，找到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依据，也需要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刘少奇曾说：不懂政治经济学是要垮台的！“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

孙冶方版本

如今，即使经济系的学生，知道孙冶方的也不多了。然而，孙冶方曾经是中国经济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不仅因为他自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还因为在60年代初期和“文革”中，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著名经济学家中，遭受牢狱之灾的，恐怕孙冶方独一无二。他是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学家悲剧命运的典型和缩影。

1959年冬，刘少奇带领一些人在南方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回京后，1959年12月14日，刘少奇请薛暮桥、王学文、邓力群、于光远、孙冶方、许涤新等去他家座谈，听取他们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意见。他说：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早就说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孙冶方告诉刘少奇，他正和经济所的同志编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刘少奇很赞赏，嘱咐他抓紧时间赶快把书写出来。那年11月，孙冶方组织所里29位研究人员集体写书。三个月后的1960年2月，他们写出40万字，然而，怎么都觉得不像政治经济学，像政策论文集。干巴巴的，要么是政策汇编，要么是规律汇编，只是下定义。孙冶方决定重写，写一本有血有肉的书。

1960年5-6月，孙冶方组织全所近百人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书的提纲。7月，集中一部分人开始写作，因开展整风运动而暂停。1960年10月至1961年1月，他集中了37人在中央党校写出110万字的初稿。正值大饥荒时期，主副食都短缺，暖气时有时停，孙冶方拖着患肝病多年的身体和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贫乏的营养已经支持不了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了，眼看着一些人消瘦、浮肿。孙冶方要求总支书记冯秉珊保证写书人员按时休息。入夜，每个房间都是一再催促才熄灯，只有孙冶方房间有时灯亮到半夜，一早人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操场练罢太极拳回来了。3-5月，他们移师香山，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的初步设想》。自始至终参加讨论的，除孙冶方本人外，有刘国光、江冬、孙尚清、杨坚白、何建章、赵效民、骆耕漠、桂世镛、董辅礽。孙冶方还邀请了刚刚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因庐山会议被罢官的张闻天参加并指导编写工作。有一天，张闻天来指导，当他和年轻的桂世镛握手时，一旁的孙尚清情不自禁说了句：“两个总书记握手了！”时年60岁的张闻天，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25岁的桂世镛，时任团支部书记。这句亦真亦玩笑的话，后来成了孙尚清的一个“罪状”，这是后话。期间，孙冶方两次向李立三汇报编写情况和争论。

《资本论》有一根贯穿全书的红线，就是剩余价值。孙冶方也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找到一条红线：“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简称“最小-最大”理论）起初，他们还设计了一个富有激情的导言--“我们的时代”，想开宗明义地宣告，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孙冶方带着初稿和二稿的设想，去上海、南京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1962年和1963年上半年，他给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班学生讲《社会主义经济论》，形成了15万字的记录稿。几个回合下来，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先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最后是整个生产过程。其中，流通篇是个难点。因为受自然经济论的影响，当时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有无流通？”一种压倒性的意见是认为：没有流通。

1963年1月，孙冶方明确指出，经济所要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任务，不排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他还要求公开翻译出版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继续在人大讲授《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流通概论。

此时，批判修正主义的浪潮滚滚而来，孙冶方的“最小-最大”理论被斥之为否定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利润是“牛鼻子”的观点，被斥之为“利润挂帅”和否定“政治挂帅”；加上他面对批判大义凛然，“我应战，我就喜欢赤膊上阵”的态度，致使1964年10月，康生派出70人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围剿孙冶方，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孙冶方就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4月被公安部以“特务”、“里通外国”罪名逮捕，关进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