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是一位既有组织能力，又有学术能力的人物。他出生于1908年，无锡人。16岁入党，17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参与陈翰笙创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与王学文、薛暮桥、陈翰笙等人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入狱第二天起，孙冶方就按着过程法的顺序，开始在脑中回忆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论》，一共21章183节。曾经，他以为只要给他纸笔，只要给他马恩列斯著作，他就能很快把书写出来。他唯恐这些思想烂在肚子里。然而，终究是没有给他写的机会。直到1975年4月获释，狱中7年，孙冶方打了85遍腹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啊！

1975-1976年，孙冶方将狱中的腹稿追忆下来。“文革”一结束，他就进入又一个拼命工作的高峰。照样是英雄虎胆，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79年3月2日，在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上，孙冶方再次批判自然经济论，“那种没有交换观念，没有流通观念，要把货币批臭的思想，就是自然经济思想。”“体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979年9月，有几十年肝病史、受过摧残的身体，以一个肝癌把正在高负荷运转的孙冶方送进了医院。社科院和经济所的人首先想到要抢救他在狱中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所打的腹稿。孙尚清等到医院同他谈写作计划，同时成立了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高涤尘、林泉水、林青松、霍建超的7人编写小组。从1980年1月14日，这7人便到医院来工作，孙冶方躺在病床上口授，助手们记录和录音，他们在北京医院附近租了一大一小两间房子，以便随时交流。

孙冶方在日记中写道：“进展速度极慢。……要抢时间呀！”当谈完《流通篇》的提纲之后，写作遇到了瓶颈，孙冶方建议写作小组停下来，用两个星期的时间阅读《资本论》第2卷的一、二篇。病房成了一个思想抢救室，室内回荡着孙冶方喜欢的贝多芬交响乐。经过一个冬春，1980年夏，写作组起草出了15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共20多章。同年7月，孙冶方出院转到青岛疗养院疗养，写作小组随同前往。

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又住进北京医院。他知道时间不多了，更加发奋地工作。《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亲自部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科学家的宣传，要求尽最大可能在孙冶方在世时见报。1983年1-3月，《光明日报》以《孙冶方颂》为总标题，发表了20多篇、约7万字的文章和几组照片。孙冶方深感不安，亲自给《光明日报》和中宣部写信，提出对他的经济理论可以进行宣传和评论，但不要对他个人进行宣传赞颂。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逝世。

按照孙冶方的设想，似乎可以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他们越写越发现理论上的障碍难以逾越。困难来自何方呢？直到参加了后期的写作，吴敬琏才发现了孙冶方思想体系中的深刻矛盾。一方面，他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经济运行不畅，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孙冶方从小在无锡长大，对于市场规律的力量、市场经济的活力深有感受，那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在苏联接受经济学训练，经历了斯大林主义批判布哈林时代，传统的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他固执地认为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是可以用计划协调的，他所讲的“价值”，不是第一号价值，即市场价值，而是第二号价值，只是计算的工具，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因此，他的“价值”理论不彻底，一接触实际问题，就难以自圆其说。孙冶方从一手打倒自然经济、另一只手打倒市场经济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慢慢地往市场经济靠拢，然而天不假年，他没能完成自己的思想和理论长征。

孙冶方曾经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是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下笔艰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孙冶方和另外一些老派共产党员一样，是骨子里的民主主义者。在青年时代，他们的这种民主主义追求和社会主义理想是完全融和的，但在1949年以后，却无论如何摆脱不掉自己的理想与中国现实体制的不融洽。

孙冶方力图创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个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经济模式，然而他没有找到出路。但是，无疑，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导。他的理论体系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打开了思想牢笼。

1999年出版的《孙冶方全集》共五卷，其中四、五两卷是历次《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稿本。这一套话语体系和《资本论》的逻辑对如今的经济系学生已经十分陌生了。读来，既有感佩又有感伤。感佩于他，以赤诚之心不懈追求真理；感伤于他，鞠躬尽瘁而求之不得。

李昭这样评价养父孙冶方：“虽然是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他的性格中更多的是艺术家的激情，他像一个‘牛虻’，总是在与旧社会、旧体制对垒中开辟一个个新战场，呼啸着屡败屡战，用他清癯的身体为其他后来人撕开对方的防线。”真是入木三分。英雄成为学者的很少，而学者具有英雄特征、带有唐吉诃德特征的，孙冶方是一个。曾有人这样发问，如果孙冶方在世，他会支持市场化改革吗？我想，如果给他时间，以他的智慧，以他开放的胸襟，一定能走出早先的理论陷阱。他其实是最早走向真理的人之一。流通、价值规律、利润都是他的题中之义，正是因此，他才受到了最严厉的清洗和折磨。把这么多新东西塞在一个旧框架里塞不进去，需要打破旧框架。这好比破茧成蝶，很痛苦，需要时间。

薛暮桥版本

除了《毛泽东选集》等政治读物，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3年销量千万的记录，在出版界和经济学界大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人人都有“奢侈”的爱好，薛暮桥爱吃西瓜。看见家里地上码着七八个西瓜，他就笑眯眯的；看见少了，就要孩子们去买。西瓜水多。有人探究这和薛暮桥的长寿、性格、思想有联系。还真是，若要用一种自然之物和薛暮桥相提并论，莫过于水了。他清澈、平静、绵长、隐忍，逆来顺受，水滴石穿，以一个世纪的漫长生命，一点一滴，确立他的历史地位。要想理解这一整段历史，从建立计划经济到向市场经济转轨，薛暮桥是关键人物，没有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可以和他比拟。

1948年在西柏坡时，薛暮桥就已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筹建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了。1955年，中宣部长陆定一让他参与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薛暮桥也正热情地执行自己参与起草的“一五”计划，试看计划体制怎么运转。作为准备，他和苏星、林子力先写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向国庆10周年献礼。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并非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写书，对于身兼国家统计局局长、计委副主任这两个计划体制要职的薛暮桥来说，根本排不上。

“文化大革命”一来，批判薛暮桥的大字报被刷到了天安门上。他的罪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贩卖苏联统计的祖师爷”、“叛变出狱的叛徒”。这位靠边站的“修正主义者”，在牛棚，除了毛选，其他书一概不许读，薛暮桥就老老实实地把《毛泽东选集》四卷读了四遍，写出《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