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薛暮桥的思想和1949年以来经济制度的演变，有交叉有分离，有平行有逆行，他曾经想解释，想修正，想扬弃，想否定，最终飞跃。他既懂得市场经济理论，又见过市场经济运行；既懂得计划经济理论，又主导过计划经济运行。和时代的进步相比，他把自己滞后的时间缩得最短，追得最快。说到底，薛暮桥一生奋斗追求的是人民幸福、社会公正，是接近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而接近这样社会形态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

于光远版本

和于光远这个名字相连的有一个“机构”，叫“于光远编写组”，就是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的小组。书，终究没有编出来；只留下于光远所著7卷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以下简称《探索》）。

于光远不像孙冶方那样烈士般地悲壮，也不像薛暮桥那种水滴石穿地专注，而是游刃有余地在众多领域里出来进去，以“人生何处无乐趣”的心态，过“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人生。于光远1915年生于上海，早年就读清华大学物理系，和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同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去延安；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担任过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科学处处长；“文革”后，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经济学和自然辩证法两界的领头人，涉及领域包罗万象，连“笼养苍蝇”也在其中。

因为涉及领域宽，“文革”中，他的“罪行很全面”（于光远语），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有农经分站、心理学分站、科技分站，好协调各个分站对他的批斗。说起这些，于光远不是一脸“苦大仇深”，而是调侃。有一次，别人讲，在电视上看见他在“文革”中戴高帽、挂牌子挨斗的镜头，他兴致勃勃，说“真想看看自己那时的光辉形象”。

于光远不拘一格，爱琢磨，讲科学，发明创造特别多。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这么拗口的说法，就是于光远发明的，连苏联人都跟着这么叫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不能把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称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属于社会主义学说体系。所以，也不能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要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放到后面去。

于光远想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心愿始于1953年，那是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来以后。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写作起起落落。1956年，他在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碰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而中止；1958年重新拾起来，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度，中国经济学界写教科书的热情高涨，1960年达到顶峰，在高级党校召开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然而，不久，又中断了。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960年底到1966年的5年半时间。于光远说：“我们花的时间不少，写下来的东西也很多，但始终没敢拿出来征求意见。”

那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宣传部双重领导，行政归中科院管，业务归中宣部管。于光远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副处长是林涧青。于光远领导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集中在厂桥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工作。按照《资本论》的思路，他们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并在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极大。“文革”中，于光远在宁夏干校劳动，有一次去银川看病。医生看见病历上的名字，大为惊讶：“你就是写《政治经济学》的那个于光远吗？”“是啊！”医生顿时对他充满敬意，细心治疗。

而社会主义部分却始终没有写出来。编写组的人反复研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也只写出了一些阶段性的篇章。从中科院经济所来参加编写的吴敬琏总觉得气氛有些特别：一方面，于光远骨子里倾向自由主义，他在编写组里培育自由讨论的气氛，几乎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阎王殿”在科学方面的总管，需要贯彻党中央的政治意图。

于光远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贡献，要属1977-1979年拨乱反正期间，发起对“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组织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按劳分配四次全国讨论会。在中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于光远，无疑是一个闪光的名字。

“文革”一结束，于光远就向国务院领导提出，要完成当年接受的任务，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科院一成立，就有了一个编书组，设在院写作组里。于光远说：“十年‘文革’使我懂得了不少原先并不真正懂得的道理，使我思考了不少过去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一个层次。”他感到，实践给他的启发和提出的问题应接不暇。1979年9月，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兼职了马列所所长，于光远编书组也跟着转移到了马列所。然而，“20年过去了，好像离开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目标还是很远很远。”于光远提出化整为零的办法，先研究范畴。比如，写一本辞典，使大家有一个讨论问题的共同语言。同时，建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亲任会长，宋涛、骆耕漠、冯兰瑞为副会长。薛暮桥、孙冶方和许涤新为顾问，这是早年被称作“经济学界四大名旦”的薛、孙、于、许短暂地一次齐聚这个事业。到了80年代初，于光远就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取得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于写出一部有高度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说是很不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有一门课叫“于光远经济著作选读”。1983年12月2日，于光远和研究生们有一场谈话专门谈他在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历程和想法。他依然雄心勃勃，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1985年，他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上发出倡议，用通信方式，举行为期半年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学术讨论会”。

然而，事与愿违，他看到的是政治经济学的悄然退场。1988年，于光远说：“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明确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家已经很少，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置于很不重要的地位。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不敢苟同。”他的奋斗变得越来越孤单，1987-1988年，他下了很大工夫，在《探索》四、五、六卷中，约有100万字的内容与此课题相关。在他这儿，这是统一的，一面执著于政治经济学探索；一面论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所有制问题，呼唤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在《探索》7卷里，股份制是重点，还有“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初稿”。2000年4月，85岁的于光远又发表了《呼唤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宣称：“这篇文章是我对政治经济学新一轮研究的开始。”如此激情，痴心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