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等身的人不多，于光远是一个。有人戏称“自然辩证法”为“自然变戏法”。于光远就像个变戏法的人，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在学科之间，在人际之间，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变出一张张好牌来。他曾给女儿小东记《终生日记》，编《小东小字典》；在干校给一位爱酒之人编《马克思论酒》，好让他喝酒有依据；还为外孙女非非出版了一本《非非--我的观赏动物》，被书店放到了宠物类书里。他得过癌症、肝炎，还得过“大玩学家”称号。我们很难再见到这样的人了。他的思维既是科学的、严谨的，又是发散的、跳跃的、天马行空的。他，官员兼学者，开怀大笑，口若悬河，幽默风趣，真心童趣。从1986年起，于光远每年给亲友写贺年信，汇报过去一年的情况，他报告：“我的心情一如既往地那样愉快”。

关于于光远的笑话，最著名的是那个查无实据流传甚广的“厕所政变”。说的是，70年代末，社科院高层讨论接替胡乔木的院长人选，不少人提于光远。正在节骨眼上，偏巧，于光远起身如厕。这时，座中有人说了，于光远有错误思想倾向。待于回来，已是花落人家。

于光远今年94岁，他以“世界真奇妙，后来才知道”的“活命哲学”，以“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方式，快乐而勤勉地活着。

尾 声

中国经济学家从1956年开始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三位--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曾经是经济学界的“三巨头”，不仅是三个有智慧的大脑，而且是可以调动资源组织力量的人。他们穷毕生之力，没有完成1955年所接受的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不能不说他们的努力已经走到了极限。这有点像三个人从3个角度研究“永动机”，命中注定，走不出来。他们所要完成的课题，是人类智慧和思想资源尚没有办法对付的。但是，他们都创造了新的高度，给人们打开新的视野；他们用他们没有走出来的，启发和告诉人们，为我们，为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探索的记忆和思想的财富。

三幅人物肖像：一位犀利，一位沉稳，一位潇洒。他们风格互补，是一个组合、一个团队、一道风景。可惜，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么精彩的风景线了。

附 记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黄范章先生读罢这篇文章，曾致信给我：“感慨深沉，老一辈为探索改革历尽磨难。他们既要顶住政治摧残，更要克服历史加诸他们的思想局限性，多难呀！”“改革开放30年不应忘掉老一辈（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贡献。现在我们坐在沙发上讨论改革，当年老一辈是在政治刀尖上探讨改革。”我深有同感。

孙冶方先生，我没有见过。我的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研究生，听过孙冶方的课。他记得，孙冶方走进教室时，全体同学起立鼓掌。在学术界，一个人被尊敬，不仅因为他的思想，还因为他的人格和他的传奇人生。孙冶方的面容，具有古希腊雕刻的美感，深沉的眼神，挺拔的鼻子。而这样的形象，合成于他的天赋与人格之美。在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二号院3号楼二层的经济所走廊中央，摆放着孙冶方雕像。每一次走过，都会注目，而另一幅雕像--罗丹的《思想者》也会同时跃入脑海。

1999年，在一次抢救中被切开气管后，薛暮桥恳切地对医护人员和家人说：“我不要拖累国家，拖累医院，拖累家里”，“我不是病，是老，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老，让我早点死吧。”然而，这是由不得他选择的生命。此后，他一直在病床上躺着，躺了6年。

拜见薛老，是长念在心的事。自从2004年，我也多在医院里照看生病的孩子。每一次约好可以去看时，都因为我这里情况突变而走不开。直到2005年5月27日，终于了了心愿。

那天，我们穿着布鞋，轻轻地走进病房。他躺在那里，躺得很舒服，呼吸均匀，心律60，血氧饱和度100，血压125/46。他闭着眼睛，但是醒着。护理人员帮薛老睁开眼睛，说，“你看，谁来了？”走近他，仔细端详--肤色健康，面容安详，脸颊饱满，嘴闭着，时而动一动。没有皱纹，那双手特别光滑细嫩，像婴儿的皮肤。薛小和在一旁说：他的手握了一辈子笔，什么也没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给了4位经济学家，薛暮桥是首位。薛小和曾用毛笔写下这个消息，举在父亲眼前，只见薛暮桥的目光一遍一遍地往复，随后，淡然地闭上眼睛。2005年7月，薛暮桥辞世，享年101岁。

在各种会议上，见过于光远先生多次，他是笑口常开、妙趣横生之人。写作本文时，有意采访他，然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了。祝福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