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望让经济工程部的薛小和把总报告拿给她父亲、正在北戴河办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薛暮桥看，希望获得来自领导的认可。西部省区各出1万元作为办会经费。在报社办公室，21岁的实习生吕立勤被安排用红机子叫通西部各省领导，他突然发现自己竟干了大事。薛小和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么简陋的办公室，几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怎么就张罗成那么大个会。兰州最好的友谊饭店被包下来作为会址。1985年8月10日大会开幕，有来自20多个省区的代表、26位省部长。西部省区都是副省长带队，中部的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武汉市副市长王杰也带队而来。开幕当晚，在兰州市黄河剧场上演了专门为大会排演的《西部之声》音乐舞蹈晚会，东道主盛情迎宾。

会开了10天，讨论颇有成果。但是，西部领导还是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大会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影响中央决策的效果。沿海发展势头正好，在全国这盘棋上，显然是先发展东部，再发展西部。有一天傍晚，西部省区领导建议召开大会主席团会议，他们有话要说。丁望却找不到秘书组组长杨利川了。原来，十几个年轻人散步至中山铁桥，水性好的杨利川和前不久刚游过拉萨河的体改所的白南风便下了水。杨利川说，一下去才发现，黄河水可不简单，表面不急，其实有漩涡，冲击力特大，原以为在岸边游两下，可是一下子就被冲下去了，好像能看到对岸，实际很远。就像卒子过河，不能回头了。游到对面是个大堤，没有抓手上不去。这边杨利川还在黄河里趴在管子上试探办法时，那边，急得找不着人的丁望让吕立勤做记录，听着西部省领导的“发难”。他们觉着《经济日报》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无独有偶，北京来的新闻界人士带头，在饭店楼顶跳舞，扯着嗓子唱歌，虽然电梯工爱看，把电梯索性停在顶层不走了，还是犯了人家的规，被人告到北京，说北京来的年轻人有伤风化。而在北京的一些人看来，兰州大会，似乎旨在集合西部省区为向上面施加压力要政策。安岗和丁望两面受过。然而，即使在当时，参会的人其实都能意识到这次会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所的邹蓝（29岁），兰州会成了他的人生转折：从西洋到西部。这个无锡人，偏好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边塞意境。1983年就独自一人一路向西，走大同、呼和浩特、银川、青铜峡、兰州、西宁、湟源、青海湖北岸的海晏……写西北行旅日记。他因征文入选，被约写有关国外贫困地区开发的政策措施报告，参与筹备组、征文评选组、主报告起草组。此后，邹蓝人生的很多笔墨都落在了西部，像《西部开放：非边境省区的抉择》、《巨人的跛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西部与西部人》……当他听有人说中国可以干脆放弃西部贫困国土时，气得像是在抗日时期遇上了汉奸。对于兰州大会，他认为那是对中青年学术实力的检验，把全国人才打通了，各地情况分享了。

西部不是西部人的西部，是中国人的西部。参会者不乏东部人，比如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陈乐波，从此也与西部帮结了缘。他说，兰州会就是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从早开到晚，回到房间还在吵。面对实际，刺激着新想法往外冒。人们求知若渴，求友若渴。大家的目标、激情、感情融合起来了。兰州会议的成果，最后凝固成《趋势与对策--中国西部开发》一书出版。

向西，再向西

兰州会后，关注西部的青年学者就自动组成了西部组，有甘肃的李黑虎、时正新、周述实，贵州的龙隆、王干梅、王永庆、周造阳，云南的潘丹柯、和宁、林沧、邓超，内蒙古的郭凡生、曹征海、张太平、潘照东，广西的袁绪程，新疆的尹筑光、于向东，重庆的周天豹、廖元和、何国梅，等等。他们做了许多深入的调查研究。比如，1987年，在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行大规模乡镇企业调查，之后结集出版《希望之光：在中国西部的乡土上》。扉页上有两行字赫然入目：“谨以此书纪念我们西部组敬爱的兄长，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周天豹同志。”西部和死亡连在一起，增添了悲壮感，也把西部组弟兄间的情谊重重地砸实。

1987年12月，贵州、上海两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邀请东西部9个省区、80多位代表参加在贵阳举办的“发展问题--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发展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是这次讨论的基本议题。代表中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陈敏之、天津南开大学的常修泽、内蒙古的郭凡生、体改所的刘历鲁、社科院的邹蓝、广西社科院的袁绪程。期间，省委书记胡锦涛、副书记刘正威分别约见了部分青年，听取他们对西部和贵州发展的意见。贵州省副省长刘玉林、团省委书记叶小文也参加了对话。体改所副所长王小强为对话活动形成的论文集《困惑中的思考》写了序言，他写道：

“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关系不仅有现实意义，同时极有学术魅力。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世界上有发展经济学，给我们研究时代不少的帮助。但要真正使中国发展起来，似乎还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从实践上和学术探索中找出一条更贴切的更符合我国实际的自己的路。中国要有自己的发展经济学，这是我们的信念。

对话不在于热闹一场，在于通过交流诱发更深入的思索，更艰苦的劳动。我们立志于落后中国的振兴，立志于落后地区的振兴，愿意为这一事业的推进铺路。”

为了在北京整合西部研究力量，1987年郭凡生从内蒙古被调进体改委体改所，得到了3个户口、80平米的房子和副研究员职称。他至今感叹：“这是1987年啊！”1988年，国家体改委体改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共同组建的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成立了。中信国际所副所长朱嘉明（37岁）任主任，郭凡生、冯宛平（35岁）任副主任，田广任秘书长。在北京出生长大的朱嘉明也是有西部情结的人。在“文革”中数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有30余人自愿组合去了西藏，朱嘉明就在其列。今天的中国南极考察科学家刘小汉也是其中一员。“过了日月山两眼泪汪汪”，对于西部的感情，是他在山上打石羊、在拉萨河游泳、为“翻身农奴”孩子理发、给麻风病人放电影的岁月中一天天建立起来的。西部中心的成立，把散落在各地的研究西部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支全国性队伍。他们戏称西部帮，彼此以武侠小说中的地域分派：点苍派、苗疆派、峨嵋派、少林派、华山派、祁连派、昆仑派、天山派、阴山派、水路英雄、大内高手，等等。其中的西部军工小组，致力于“三线”军工企业民营化的研究，推动了军转民的历史进程。还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众多和西部事业相关的人中，有一个人在90年代只身前往西藏，担任林芝地区行署专员，他就是张木生（1948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