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不是西部人的西部，是中国人的西部。人们求知若渴，求友若渴。大家的目标、激情、感情融合起来了。西部和死亡连在一起，增添了悲壮感，也把西部组弟兄间的情谊重重地砸实。

“西部大开发”的口号被人熟知是近年来的事儿，百度百科上对它的描述从2000年说起。这个时点，似乎成了中国西部开发的起点。那么之前的历史呢？其实，从1980年起，国务院总理就多次谈到世界上有一个南北对话、国内有一个“东西对话”的问题。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视察了西北省区，总理也对新疆作了细致考察，他们都谈到西部的开发和建设。胡耀邦提出将我国经济的战略重点逐步向大西北转移。而在全国各地有一批志愿研究西部的青年学者，有一个契机，让他们把目光投向彼此，从自由联络到松散结合，成立中国西部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组（简称“西部组”），再到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西部中心）的收编整合。他们的足迹向西再向西，进入东亚、中亚、西亚，提出雄伟构想。在以东部沿海开放为主的80年代，那是一个与东部差距越拉越大的西部，那是一个冷僻的西部研究。然而这一伙有西部情结的30岁左右的青年，出于热爱、理想和梦想，把西部研究做得风生水起。如果历史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定会有更灿烂的结果。

让我们先给西部作个定位，它包括11省区：甘、陕、宁、青、滇、黔、川、桂、内蒙古、新疆、西藏。西部人口占全国比重约30%，面积约70%。1985年，该地区有近1/5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占全国贫困线以下生活人口的70%。“六五”期间（1980-1985），东西部的差距又扩大了一倍。5年中差距拉大的速度超过前30年。

最初的关注

1982年3月，上海科学研究所夏禹龙、刘吉、冯之俊、张念椿发表了一篇文章《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指出应该由东部沿海先进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按梯度逐步向中部的中间技术地带，西部的传统技术地带传递。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阅后有一个批示：“在研究体制改革中应予重视。”这篇文章在西部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刺激出“反梯度理论”。1984年5月，以郭凡生（29岁）领头的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战略组，在《新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提出新技术革命给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超越发展的机会。国内不发达地区也可以依靠其丰富的资源优势，从国际上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实现超越发展，而不仅仅是接受第一二梯度转移来的技术。6月18日，《世界经济导报》以《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实行超越发展》为题刊登了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9月，郭凡生以反梯度理论的论文入选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莫干山会上专设西部组，有新疆的聂新勇、陕西的刘安和张宝通、甘肃的李黑虎、重庆的周天豹，等等。郭凡生说在会上大家观点交锋，“一打一晚上，一吵一晚上，都对！”此后，他出版了《贫困与发展》、《摆脱贫困的思考》（与潘照东、曹征海等人合著）。如今已是慧聪集团董事长的郭凡生，在内蒙古青年队踢过边锋和前卫的“足球运动员”，始终有冲锋陷阵的勇武，说起中国当年错失西部开发的历史机遇，仍然耿耿于怀。

在北京，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王小强等人，也早把目光落在了西部落后地区：1984年的《贵州农村考察报告》、1985年的《把西藏经济的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与白南风、卢小飞、李东东合作）、1986年的《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与白南风合著）都引起人们关注，后者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甚至成为贵州人的必读书，至今令人难忘。他的“输血”、“造血”理论，不仅深刻、超前，而且今天看来都还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日报》社与兰州会议

1985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中心、经济日报社与西部政府联合召开“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会。关于它的由来，还得从头说起。

《经济日报》社有个奇怪的部，不是按新闻采编系列设置，而是叫“经济工程部”。它是总编安岗受钱学森传播系统工程的启发，取“经济系统工程”之意，设想通过经济工程部横向联络，以《经济日报》为平台，组织社会上专家做经济研究咨询，对决策发挥影响。新华社有个动态清样，是消息内参，《经济日报》就出一份经济内参。他们组织双周讨论会、中青年经济论坛，涉及经济、政治、教育、社会，等等。1980年代的京城才俊，都在《经济日报》这个平台上露过面。1980年曾作为北大哲学系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杨利川是经济工程部负责人之一。他1984年底调入，1985年底就被派往河南辉县任县委副书记，只在经济工程部工作了短短一年，却交叉着干了好多事。他不由得感慨：“80年代，真是高度浓缩的年代！”办公室是由厕所改的，大约10个人，3张桌子。安岗每天下午挨个儿办公室地走，一边走，一边办公，就所谈之事当场拍板、布置。有时走到后面，又把前面拍板的事儿推翻了。他就是这样活跃、多变、有新意、雷厉风行。

召开西部经济发展研讨会，就是安岗的创意，与他一拍即合的副主编丁望负责落实，具体工作由经济工程部完成。1985年初的寒假，正在人大读博士的青海人曹远征（30岁）和毕业于北大的郑维平被派去甘肃、青海接洽，探探各省对开西部会的态度。两个青年在甘肃见到省委书记李子奇和副省长贾志杰，在青海见到省长黄静波。省领导们都很积极，希望为西部发展造声势，争取有利的开发政策。甘肃省极力要求会议放在兰州。回到北京，向丁望作了汇报，开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紧接着就是组织人马，要写出一份关于西部发展问题的总报告。这个任务落在了曹远征等人身上，其中也有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3级研究生，来自新疆的彭纯、谭岳衡、张化桥等。另外，他们组织了十几个课题组，请最有影响的机构和人物牵头开展调研。自然资源环境，由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持；人才战略，由搞人才学的王通讯主持；工业布局，由工经所陈栋生主持；还有金融、交通、能源、教育，等等。刚到经济工程部实习的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大三学生吕立勤的一个建议也被采纳了。他说，人才指的是精英，应该考虑劳动力资源。于是，就加了一题。几个月后，他们又组织专家对所有课题进行论证答辩。加上西部各省的区域性报告，总共出产了几十份报告、数百万字的会议文件。这是中国第一次全面地、大规模地组织对西部地区进行研究，竟然出自一家媒体。很多真知灼见得以表达，比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世界地理专家陆卓明先生的地理障区论。他认为西北是“开发障区”，如果在开发过程中不注重环境保护，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与此同时，《经济日报》发布征文消息网罗社会人才，征文题目是：《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和《全国经济发展中西部与东部的关系》。另外，在报纸上开辟《西部研究与发展》专版，传播这些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