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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辅礽:守身为大(1)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作者:柳红


“保身”是不同流合污,不够!保身的人,可能丢弃原则,背弃真理,抛弃节操;守身是坚守节操。

1946年,董辅礽(1927-2004)报考武汉大学经济系时的作文试题是《守身为大说》;时隔58年,他又写了一篇《守身为大》。写完之后3个月,2004年7月30日,董辅礽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去世。仿佛冥冥之中,他的经济学生涯从那里开始,在这里结束,最终聚焦在了“守身为大”上。封笔之作,成了一篇人生答卷,也是一种理想和圆满。他特别强调“保身”和“守身”的差别。“保身”是不同流合污,不够!保身的人,可能丢弃原则,背弃真理,抛弃节操;守身是坚守节操。

董辅礽,浙江人,1953-1957年在苏联国立经济学院留学,1959年从武汉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文革”后,他当副所长的年头很长,而当所长则只有3年,从1985到1988年。但是,他在经济所和经济学界事实上的影响力,在理论探索和学术组织上的魄力和勇气,成就了经济所在80年代的辉煌。

“四人帮”曾在上海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刚印出,“文革”就结束了。于光远带着董辅礽去上海取样书,在返京的火车上就筹划出来经济学界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经济理论的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小组成员吴亮平(1908-1986)来到经济所主持投票,大家推举董辅礽为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直到1977年许涤新调任经济所所长之前,董辅礽是经济所的实际负责人。他们解散了下干校时的连、排、班编制,按照学科成立研究室,将《经济研究》、《经济学译丛》、《经济学动态》杂志陆续复刊,一点点地把一个废研究闹“革命”十几年的研究所引到轨道上。从1977年4月到1979年7月,在于光远领导下,董辅礽主持和组织双周座谈会,批判上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过去几十年历程。那是一个群情激昂的年代,经济所的两个大会议室装不下听会的人。北大、人大、计委、外省市的人都来参加。“文革”开始时,经济所是重镇;清算和收拾“文革”遗害,经济所也责无旁贷地成为全国经济理论界的思想中心。这两年的研讨成果体现在董辅礽主持编辑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优越性》,被学界公认为“大破大立”的范本。

1978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快结束时,轮到董辅礽发言:“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理论一直认为全民所有制必须,而且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这种看法需要重新评价,因为多年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带来了许多问题。”列数问题之后的结论是:“必须改革国家所有制。”“使国家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经济活动由各种经济组织进行。”“使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分开。乡镇政权……不能对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直接进行干预。”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离”:政企分离、政社分离。语惊四座,只是惊在人心里,会场极为安静。会后,徐雪寒(1911-2005)对他说:“老董啊,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此时正是“两个凡是”时期。董辅礽把讲演变成了文章发表在1979年1月的《经济研究》上,题目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有人逼他检讨,他拒绝,说自己没错;“没有错误,片面性总有吧”,“片面性也没有”。多年后,曾逼他检讨的人,有一次指着董辅礽对外国学者说,“改革所有制问题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但是他提得太早了。”

董辅礽冲破禁锢、有锋芒的讲演也曾影响和震撼了很多青年。77级本科生关敬如记得1978年9月,董辅礽在武汉大学的那场讲演。学校用电化教室、主报告厅和其他教室联结,主席台、过道、教室到处挤满了人,“全校师生为之振奋,感受到这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课题。”田源说:“对我,产生了如磁石般的吸引力,一次校准了我终生分析经济体制问题的坐标。”

1979年,董辅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中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只注意经济管理方法的改变,而不进行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应该说是舍本求末。”在整个80年代,所有制改革,是董辅礽思想的一条主线,沿着这条路他一直前进。1985年,当有人听不懂他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时,他用八宝饭打比方:主要成分是糯米,还有红枣、莲子之类,虽然糯米饭是主要成分,但是糯米饭本身不是八宝饭,只有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才是八宝饭。

如今人们天经地义享受的成果,在改革早期无异于“冒犯天条”。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历来被视作“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的温州,此时家庭工业蓬勃兴旺。1985年温州市有家庭工厂10.7万个,联户工厂2.5万个,40多万人从业;在417个商品市场中,年成交额在亿元左右的有10个;民间信贷十分活跃。然而,也有企业家被判“投机倒把罪”,地方官员几度更换,人心惶惶。社会上姓“社”姓“资”的争论声浪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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