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欣喜地看到中国农村正在经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另一场变革，1亿多农村人口转向非农产业。1986年2月，董辅礽和赵人伟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温州农村调查组去温州调研。他们俩都是浙江人，一个生于镇海，一个生于金华。成员有马家驹、华生、李兰亭、李实、陈循、陈瑞铭、袁钢明、章琳、裴小革等。亲眼看到市场力量，令董辅礽十分激动，他说“脑子里像开了锅一样”，是一场巨大的思想激荡。在中国，即使董辅礽这个岁数的人，对于市场经济见到过的都少，甚至有人根本没见过。温州这个经济体，在中国是异数，也是教材。温州市领导忧心忡忡，反复对调查组的人讲“目前的温州经济仍旧以集体所有制占主体”。谁都明白，它是个体。董辅礽给他们打气，希望把温州模式坚持下去，为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上找到一个好的依据。他在大礼堂作报告：“温州人大可不必神经紧张，完全可以抬起头来，大步流星地走自己的路，发展以个体私有经济为主的农村非农产业。”

5月份，马家驹、华生、袁钢明执笔完成了调查报告《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这样总结：“‘温州模式’同‘苏南模式’相比，优点主要是适应面宽，它从土地承包中自然生长出来，不推自广，致富的动力大，速度快。民办企业利益关系直接，兴办方式灵活多样，进入非农产业的面广，而且吸收转移的农村人口更多，产业结构较为合理。”也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和技术基础薄弱，不正当竞争造成某些外部不经济，个人收入差距拉大。这篇调查报告成为来自北京的研究机构论证“温州模式”，为之系统辩护的先声。加起来，董辅礽为温州写了10多万字的文章；温州也成了他每次讲学的重要话题。结论有3个：第一，要发展市场经济；第二，要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第三，允许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否则整个国家的经济“活”不起来。在那里，他还看到许多七八岁孩子不上学，摆摊卖烟，每天赚几块钱；与北方农村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在村头闲逛，形成反差。由此，他开始思考商品经济发展以后的教育改革问题。

中国改革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让非国有经济发育起来，就是自下而上的。它根本性地颠覆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石。董辅礽确实看明白了，总结出来，宣传出去。也就是说，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温州这块石头，被董辅礽触到了，他抓住不放，把温州的意义阐发出来。因为，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从改革国家所有制，到宣传温州模式，是董辅礽在所有制改革理论上新的高度。事实就是这样，没有温州模式的合法化，就没有改革的进展。

1986年，董辅礽提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或不应以赢利为目标，而只能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企业可以保留国家所有制”，“其他企业的国家所有制必须改革寻求适当的所有制形式”。此后，他的表述愈发明确。这种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直到15年后，才进入中共中央《决定》。无疑，董辅礽是高瞻远瞩之人。1987年，董辅礽开始了关于国家所有制改革的实证研究。他领导的课题组分两批对1200家国有企业进行问卷和数据调查，建立了1172个有效样本企业的数据库，含340万个数值，其中包括769家样本企业连续10年（1980-1989）的统计数据。这是空前的工作。同时，他们还对近百家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并考察了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操作规程和后果。

直到1985年，董辅礽才当经济所所长，一上任，就在全所大会上提出，要把经济所逐步办成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所，研究人员要甘于长期坐冷板凳，做出有独创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产生出传世著作。经济所的唐宗焜评价说，“董辅礽任所长这一届，是经济研究所有史以来学术建设最兴旺的时期。”

1992年，董辅礽临危受命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所所长、《经济导刊》主编，也属于守身之举。

附 记

董辅礽老师有一个特点，无论寒冬酷暑，只在加减一件罩衣之间变化；冬天穿单裤，跟年轻人比谁穿得少。董辅礽一直不肯招博士和硕士生，说：“怕误人子弟，也不愿因我之故，牵连他人。”华生是在多次请求之后，才成为董辅礽第一个博士生的。和华生谈董辅礽，他开口说：“是个异端。”我一愣，怕是没听清，他又说一遍：“本质上，他是个异端”，“标新立异，学风正，在扶植后生上，做得最优秀，没有门户之见。”所有人都知道他勤奋。在飞机上哪怕只有1小时航程，也写东西，从未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而且早起。然而，他还有另外一面。经济所副所长朱玲评论董辅礽的写作风格：“从复杂走向简单，从华贵走向朴实，从一脸严肃走向平易近人，活泼流畅深入浅出，读来朗朗上口声情并茂。”一位学生则提供了这样的画面：“面对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他会让司机停下来，鼓励我们蹲在花丛中照相；面对光秃秃的火山口，他会带领我们爬到山顶，欣赏那几千年前被岩浆侵蚀过的大地美景；面对危险的湿地，他会第一个跳上去，去感受那温柔的陷阱带来的刺激。”

其实离董老师不远，我所在的工经所和他的经济所在同一座楼。但是近距离的接触只有一次，是2000年陪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Maria Csnadi向他请教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而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则是在他去世之后。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