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当初提出：中国的问题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当国民党铆足劲地想搞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处在半封建与半殖民的中国，广大的穷苦乡村人民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希望不被地主剥削，那种翻身做主人的强烈要求，便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基础。”
　　
　　蔡国强也从马克思主义学到，“世间有无数的矛盾，在各种矛盾之间，只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的，其他矛盾是次要的。先解决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容易迎刃而解。但是次要矛盾如果不小心，也会慢慢升华成为主要矛盾。另外，每一个主矛盾中又有矛盾的主要与次要方面。”
　　
　　这些知识与辩证思考都是蔡国强从小被培育出来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建立在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基础之上，所以日后蔡国强在欧美作展览时，跟西方人讨论彼此见解，很容易进入对话的状态。相较之下，他觉得自己刚离开中国到日本居住时，尽管日本人很喜欢蔡国强，也能欣赏他的作品，但是跟日本人对话就比较麻烦，因为基本上蔡国强讨论思考是辩证法的概念，日本人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蔡国强的学习表现一贯很优秀，所有老师都欣赏他，包含政治经济学这类困难的科目，他都能拿到很高的分数。但随着年纪愈来愈大，将少年时期所学的那些知识，反映在中国的政治问题仔细审视的时候，蔡国强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他开始觉得那套思想不太对劲。
　　
　　“比方说，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相适应，才不会让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当时的体制系统明明白白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蔡国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用马列主义来反思当下的社会问题，反思中国的矛盾。“中国教了我们马列这套哲学为基础，而我又用这武器批判了它。”
　　
　　蔡国强这一世代的中国人有项特色，他们从小学马列思想，长大之后又以马列的辩证反思中国体制与社会的问题。相较之下，他便体会到自己的父亲与父执辈那批文人，在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看法上，存在的明显冲突。
　　
　　“我父亲那一辈的文人尝过旧社会的苦，所以他们对新社会带来的问题，态度比较宽容，总是会说好话，或者是帮这些痛苦找理由。就这个角度来说，父执辈还比我们年轻的这一辈更支持新社会的，有趣的是，他们一方面拥抱新社会，另一方面又怀念过去传统的文人文化，我跟我父亲常为此争论。”
　　
　　蔡国强总是质疑父亲怎么可以永远活在民族过去的荣光与幻觉中？
　　
　　蔡国强年轻时，看到香港人带进大陆那些印刷精美的挂历，图片上呈现出香港繁华的高楼大厦。他告诉父亲，光是这个照片挂历展现的模样，就可以明白中国的经济建设根本是停滞的，
　　
　　但蔡国强的父亲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宋代的时候中国就已经盖出很高的宝塔了！”父亲以千年前中国的伟大成就作为今日的荣光基础，拿的都是过去的全盛时期做例子。
　　
　　因此，现在回头想想，他的人生，出国是真正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