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开始大规模消夜活动，在东四一带。

北京城曾有东富西贵之说，可见东城有商业传统。所以改革开放伊始，东四一带成了商业化的排头兵，雨后春笋般冒出一片服装摊儿，那叫一个火。餐饮业随之而起，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南北大菜的香气迎风飘扬。

所谓商业化，突出“竞争”二字，你杀我抢，明枪暗箭，不妨视作朝代更迭诸姓轮替的缩影。时至今日，每一寸地皮上发生过的故事，都够编三十集电视剧的。我呢，有资格在剧中跑个龙套，因为有四五年，在那一带街头吃到街尾。

健力宝大酒楼，系出名门，排场的去处。家人团聚、老同学重逢会挑这里。吃饭挑地儿，会暴露一个人的潜在心理。比如我这挑法，明显是回避型人格--好面子，有苦处深藏之，和亲人有距离感，旁观者心态，不投入。有时候端坐那儿吃着，听旁边包间吆五喝六一团火热，觉得整个酒楼是一场假假的大戏。

阿静粤菜当年太红了，红到一天半夜正欲打烊，有黑衣大汉蒙面进门，一把五四式手枪拍柜上，老板乖乖倒出保险柜里所有财物。传奇而已，不必较真，人民共和国首都的东四，不至于。反正我不记这些惊天大事，只记些细枝末节，比如小楼梯又陡又窄，那么多次酒后下楼没变成残废，该念十万遍阿弥陀佛。还记得作家石康刚做完近视眼手术，在那儿摆席庆贺。石康戴眼镜时文气十足，做派却像土匪；摘了眼镜，看似土匪，反而成作家了。

东四那十几条胡同里，老北京最多。据他们说，走大街上听人口音，东四片儿的互相都能听得出来。北京城除了东四，只有天桥还有这待遇，不过天桥口音南城范儿，胡同串子味儿，跟东四的富贵腔不在一个层面上。

我看这纯属东四老住民们瞎编排，固然有过东富西贵说，可都哪年月的事了。再说，人家说的是整个东部地区，也没单把东四拎出来鹤立鸡群嘛。

话虽这么说，住东四的人还是自有一股牛逼劲儿。友人老方即如此，他住四条，起过一个日式笔名，叫东四四条郎，看出多恋东四了吧。牛逼的具体表现，好比大家叫他消夜，任何地方不去，除非十几口子就乎他一人，去四条北口的红煲乐。

红煲乐小到不能再小，门脸窄得像一扇正常的门又被菜刀削了一半。店堂狭长，像个筷笼子。饭菜也不好吃，常常叫一桌菜，走时基本原封未动--懒得动。只有一样食物可人心，就是疙瘩汤。到红煲乐消夜，只为喝酒，朋友齐刷刷地喝大酒，疙瘩汤加点醋，最解酒。

所谓红煲乐的消夜回忆，实际都是大酒回忆。

张三喝多了，听到角落一桌两个陌生人正谈哲学，拎着酒瓶子去，一屁股坐旁边，酒瓶往桌上一墩：来！不就是亚里斯多德么，和你们聊聊！李四喝多了，老婆电话打到红煲乐催回家，举着电话嗯啊哈，说不清一句完整话，恍惚间把电话线当了长寿面，往嘴里送。王二喝多了，兀然产生幻觉，觉得天赋一身奇异武功，要劈扎啤杯。杯子没碎，手筋被劈断，急叫救护车送医院。

回想起这些，我有特别不着调的联想：谈哲学那位像是纯文学；打电话那位像是俗文学；劈杯子这位，就像眼下正风行的奇幻小说--二十多年来文学的市场化进程，竟让我们在红煲乐早早演练了一遍。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前日翻书，学者甘阳有总结，说那会儿社会科学尚未成形，所以人文科学一直“leading the way”。还说“经济改革不是当时知识界的discourse，而且不在人们的头脑里面，没人谈这个经济改革，觉得是很boring的事情。”

如此高屋建瓴还华夷杂处的话，不敢评判对错。不过那时人们即使大酒，也酒得人文气息浓厚，而且健康积极，远不像今天的大酒这般颓废，倒是真的。

后来没多久，经济大潮来了，这伙人聚得越来越少，都去市场大海里弄潮了，没工夫，主要也是没闲心聚了。东四四条郎也搬走了，他住的大杂院，被一家房地产商看中买了。他搬走后不久，红煲乐拆了。再后来，北京城很多这样的小饭馆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