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里广受推崇（当然，也颇受批判）的钱穆，著作等身，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在钱穆的众多著述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回顾记录了不少现代的学人风采与学林往事，深富兴味。可是，即如钱穆的得意弟子余英时的述说，这部书的文字“太洁净、太含蓄了”，因此，“读者如果不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恐怕很难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说言外之事了”（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第13页）。例如，钱穆对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的一些回忆，就很有意思，颇有值得探索玩味的空间。钱穆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话：

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按：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147页）

所谓“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确是历史实情。正如史语所创所元老之一，后来也接任所长的考古学大师李济的指陈，傅斯年专门铸造了“拔尖主义”一词，意指网罗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加入史语所的研究队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李济：《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第69页）。正如身受傅斯年教化栽培之恩的邓广铭的回忆，傅斯年自己与史语所同仁于1930年代初期都在北大史学系兼课，既是培英育才，“要把金针度与人”，也兼有直接为史语所考评选拔新血的用意。（见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第8页）

至于钱穆说傅斯年对进入史语所的这批新秀“监督甚严”，基本上也非凭空虚构之论。盖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进青年，立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就比喻说，这乃是傅斯年对青年学者的“下马威”。董作宾也指陈说，平素相处，傅斯年对这群小青年确实“管理又是很严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助理员某君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请别位同仁一起到外面晒晒太阳，偏偏就是不让某君出门，还向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因此，董作宾说，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人，对傅斯年固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但是，只要受过傅斯年的“训”的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史语所避徙四川李庄的时候，扮演多重角色的傅斯年，往来于重庆、李庄之间，一旦回到李庄，这帮青年学人的行止动作，便大有不同，特别对他，好似“敬而远之”。傅斯年不在李庄时，由董作宾代理主持所务。这群青年和这两位“领导”相处，态度举止大大不同，让傅斯年“大惑不解”，他就问过董作宾个中原由究竟何在：

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悄悄溜了，这是为什么？

董的回答是：

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

傅斯年听罢，只得“长吁了一口气”。也难怪同样在李庄的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会对董作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