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未能魂归故里的文艺总管
　　
　　大陆出版的某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到张道藩在1942年发表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时，常常语焉不详。此文发表在《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共两万余字，署名张道藩，实际执笔者为李辰冬（1907-1983）。李氏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曾赴法国留学，后因投稿关系与时任教育部次长的张道藩相识。张对李颇为欣赏，把他调到陈果夫任教育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当研究员。《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便是在张、李二人讨论的基础上，由李辰冬执笔，张道藩订正，再请国民党元老戴季陶、陈果夫审阅的。张道藩原本想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自己设计的文艺政策，可考虑到中央内部意见不易统一，便改用个人名义发表。这篇论文并非国民政府或国民党有关文艺政策的正式文件，不过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与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正如台湾周锦在《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中所说：“这篇文章，严格地说来，算不上文艺政策。”但由此说“只是张道藩对于文学创作的讨论”就过于轻描淡写了。它提出了一整套与左翼文艺运动对抗的方案，不然它也不会引起重庆的左翼报刊《新华日报》、《野草》、《群众》、《新蜀报》的群起批驳。
　　
　　除了左翼文艺工作者抵制张道藩的文章外，右翼作家和其他文人也有不同意见，还由此引起一场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梁实秋。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于1942年10月20日出版的《文化先锋》第1卷第8期上发表《关于“文艺政策”》，认为“文艺政策必然配合着一种政治主张经济主张而建立的……是站在文艺范围之外如何利用管理文艺的一种企图”。表面上看来，张道藩与左翼文艺南辕北辙，但就企图用“文艺政策”管制作家，和苏联用“文艺政策”要求作家配合政治并无两样。张道藩针对梁实秋这种“误解”，在《关于文艺政策的答辩》中说：“我们提出的文艺政策并没有要政府施行统治的意思”，只不过是“向我国文艺界建议一点”具体做法。其实，张道藩文中所讲的“六不政策”（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和“五要政策”（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是用“三民主义与文艺之必然关系”要求作家必须遵循的创作上的金科玉律，是不许违背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官方审查文艺作品的标准，当权者监控文艺的一种手段。但国民党不愿意作家们脱离官方领导，因而担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的赵友培在《我们需要“文艺政策”》一文中站出来反驳梁实秋，并指出张道藩前头讲的“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与后面讲的“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虽然有矛盾之处，但文艺毕竟还是需要政策的。现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其完善化，政府应尽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王平陵在《评〈我们需要“文艺政策”〉》中表示，在指导思想上与张道藩无任何分歧，只是用“政策”二字过于刺激人，不如将这二字去掉，以免让人“感觉头痛”。翁大草的《论情感与理智》、常任侠的《关于“文艺政策”的补充》，分别从创作是由理智还是从情感中产生，以及民间文艺、边疆文艺问题上作了发挥和补充。王梦鸥的《戴老光眼镜读“文艺政策”》则劝作家们要相信政府。只要政府代表民意，大家同意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文艺政策”就不会伤害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他戴的这种“老光眼镜”，貌似平和客观，其实是站在官方一边，只不过是他比一般作家的文笔更显得老气横秋罢了。
　　
　　这场论战的参与者，除上述作家外，另有丁伯骝、夏贯中、易君左、王集丛、太虚法师、罗正纬、陈铨、李辰冬等，共发表文章三十余篇，其中十八篇（含张道藩的两篇答辩）列入“文运会”文化运动丛书第五种--《文艺论战》，于1944年7月在重庆出版。这场论争，主要是国民党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参与。左派的文章由于写得激烈，被排除在外。
　　
　　在张道藩从政的一生中，文学艺术只不过是他经营国民党党务的一种工具。他本名张振宗，贵州盘县人，1897年7月12日生。他于1919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先后在伦敦大学美术部、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于1922年伦敦求学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回国后，在北伐成功的1928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他在上海结婚时，蔡元培夫人为女方主婚人，陈果夫为男方主婚人。1928年9月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从1932年春到抗战前夕，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内政部常务次长、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教育长。抗战时期又担任过教育部政务次长。1942年11月接替王世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由于工作关系，和各种派别的文人常有来往。如担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常常给左翼文人茅盾、胡风、冯雪峰、田汉、洪深、许广平、张友渔、韩幽桐等按月以“特约撰述，预付稿酬”为名发津贴，并亲自登门拜访，做他们的“统战”工作，但这些左派文人并未在政治上从此右倾。有人便将此事密告陈布雷，陈布雷为其打掩护。这种发“稿费”的事一直维持到1943年。正如台湾军中评论家姜穆后来在《国军新文艺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一文中所说：“此项工作显然失败。”但张道藩不甘心，仍我行我素，如让茅盾住“文运会”所在地重庆曹家庵的后楼，老舍更是那里的常客，并在一次晚会上作过老旦清唱的表演。张道藩于1944年10月5日在重庆的广播大厦内成立“著作人协会”，呼吁大家重视、保护著作权。此外，他还是国际笔会中华民国笔会首任会长。应该说，他对文艺并不外行。除有美术作品问世外，他另创作有写爱情婚姻的剧本《自救》、《自误》，以及写唐、贺两家族斗争的五幕剧《最后关头》。独幕剧《杀敌报国》的“敌”系指日寇，全剧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这从剧作写一农家受日军凌辱的悲惨遭遇及主人公姓“唐”、其妻姓“钟”（“中国”之“中”谐音）可看出。1936年，他还自印有写与军阀作斗争的电影剧本《密电码》。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王蓝，在天津法租界光明社电影院看了由刘呐鸥等导演的这部电影后，很受鼓舞，影响他走向抗日道路。但张道藩的作品多半是政治思想的图解，艺术水平不高，正如徐訏在1969年9月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第15卷第3期上写的《念人忆事》中所说：“实在写得幼稚，水准始终在五四初期刚从文明戏解放出来的阶段。”
　　
　　国民党在大陆失守后，蒋介石隐居台湾草山，对不重视文化工作一事闭门思过。不少人认为文化阵地被左派占领，是国民党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外交官蒋廷黻就认为：“二十年来，国民党握到的是军权和政权，共产党握到的是笔权，而结果是笔权打垮了军权和政权。”而“笔权”落入共产党手中，许多人认为张道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心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卷《抗战时期文艺述评》中，就不断批评“当时的主持人”所做的文艺工作软弱无力，没有“积极的表现，便只有采取消极的禁止”，这禁止的“反效果，就是愈禁止愈有人看，愈禁止愈影响大”，以致文艺界变成了左派的天下。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责怪张道藩。当1949年冬张道藩来台后，仍受蒋介石器重，成为二陈（陈立夫、陈果夫）CC系统的一员大将。同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1950年春，他奉蒋介石之命创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被封为主任委员。委员共十一人：张道藩、罗家伦、狄膺、程天放、张其昀、曾虚白、陈雪屏、胡健中、梁实秋、陈纪滢、李曼瑰。由于有官方的支持，奖金丰厚，所以这项文艺奖对50年代战斗文艺思潮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同年5月，张道藩受国民党“中宣部”委托，领头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任首席常务理事。同年10月，任党营媒体《中华日报》董事长。1951年5月4日，创办《文艺创作》月刊，任发行人，并亲自撰写发刊辞。这是50年代最权威的官方文艺杂志。1951年9月5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中国文艺协会”张道藩等五人。1952年至1961年，早在1948年就当选为立法委员的张道藩高升为“立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