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作为台湾官方文艺的总管，为开展右翼文艺运动的需要，写了一系列阐述官方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章。1952年5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了《论当前文艺工作的三个问题》，同年还发表《一年来自由中国文艺的发展》。1953年5月4日，在《中央日报》及《文艺创作》第25期发表了《论文艺作战与反攻》。1953年元旦，在《台湾新生报》发表《论当前自由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1954年2月，在《文艺创作》发表《三民主义文艺论》。1954年5月，在《文艺创作》发表《略论民生主义社会的文艺政策》。他这些政治挂帅的指导性文章，常常为台湾各大报刊同时刊载。如《论当前文艺工作的三个问题》，还在《文艺创作》创刊周年纪念特刊和《联合报》、《公论报》上发表。
张道藩不少文章在标题和内容上使用“我们”的字眼，以表示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国民党发言，具有不容争辩的权威性。一个例子是以张道藩领衔署名，发表在1967年12月8日至9日《中央日报》上的《我们为什么提倡文艺》。此文是为了呼应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而联名发表的。从大陆到台湾，从40年代到60年代，张道藩在右翼文坛上所扮演的正是这种文艺政策始作俑者与推行者的角色，其影响甚大。正如台湾“中央大学”李瑞腾教授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试论》中所说，国民党在60年代中期制定“文艺政策”，然后分别在1968年、1977年、1981年三次召开“文艺会谈”，“这种旨在集群智群力以寻求‘集体之目标’的做法，可以视为受到张道藩先生的影响”。
作为右翼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张道藩在台湾五六十年代具有极大的话语霸权，他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文奖会”及其主要成员控制的各大报文艺副刊，差不多成了他个人的政治资产。在“反黄色作品运动”、“拒读不良书刊运动”中被他封掉的杂志有十种。其实，有些小说只是写了性心理活动，与当今李昂等人大胆写性相差甚远，可在那个只许“战斗”不许题材风格多样化的年代，这些作品和杂志统统遭查禁。这既是张道藩制定和推行文艺政策政绩的显示，同时也是他不得人心走下坡路的开始。他只强调文艺的“战斗”功能而不要文艺的审美价值的理论及其做法，曾被许多作家质疑。这些质疑者、讥讽者的看法是正确的。试看当年那一大批“中华文艺奖金”的获得者，只见他们把巨额奖金装进腰包，极少见他们在诗坛、小说界、戏剧界留下作品的名字。鉴于“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做法违背了文艺创作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当时国际局势和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1956年7月，当局取消了对“文奖会”的经费支持，张道藩对此感到沮丧、无奈，不得不出面呈请国民党中央于同年12月解散“文奖会”，历经六年的《文艺创作》也只好无疾而终。张道藩怀着悲哀的心情在终刊号上写了《为〈文艺创作〉停刊敬告读者》。说是“暂时停刊”，可一停就是几十年，再也无法起死回生。这是张道藩由兴旺而中衰，以后日渐式微、大势已去的标志--虽然直至去世前夕，他还对“文奖会”寿终正寝一事无法理解，还不知是谁（应是原和其相呼应的军方的“总政治作战部”系统，1950年蒋经国任“总政治部主任”后就抓文艺工作，提倡“文艺到军中去”，还有什么“兵写兵、兵画兵、兵唱兵、兵演兵”的活动）夺了他掌握文艺政策的大权。当然，国民党舍弃了老而不中用的张道藩，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文艺的管制，只不过是文艺运动不再由“中国文艺协会”领导而改由“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来驾驭大局了。
张道藩告别政坛后，还非常关心台湾文艺的发展，有时还写作品以打发寂寞时光。他在1968年1月底，以自己的爱情故事为基础在两天之内创作了剧本《留学生之恋》。这应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在生前，他对友人说过，百年之后希望文艺界的朋友能替他刻上“中华民国文艺斗士张道藩之墓”的墓碑。但后来台湾社会转向多元，在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夹击下，人们对满脸长刺的文艺长官和只会打打杀杀的“斗士”一类人物非常反感，因而尽管他身后的1970年，《中国语文》月刊曾重刊过并单独印行《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但这毕竟是冷灶重烧式的回光返照。也有人替其编辑出版《张道藩先生画集》、《张道藩戏剧集》、《道藩藏印谱》、《张道藩先生哀思录》（张道藩治丧委员会编印）、《张道藩先生文集》（九歌出版社，1999），还有以张道藩为主题的“近代学人风范研讨会（之七）”在1991年2月召开，但张道藩那些崇尚暴力的理论文章及其作品早已在历史博物馆中尘封多年，无人问津。台北罗斯福大厦的“张道藩图书馆”在一场大火中焚烧了大半藏书，已被合并到台北市图书馆；“道藩文艺中心”也几乎名存实亡；“道藩纪念剧院”喊了多少年亦无法落成。
张道藩去世时间为1968年6月12日。他因跌伤脑部昏迷不醒在三军总医院长眠，而未能魂归贵州故里，这对享年七十二岁的他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参考文献
魏绍徵：《勇于自任文艺先锋的张道藩部长》，载《文讯》，总第22期，台北，1986年2月。
张堂锜：《文艺斗士--张道藩先生》，载《文讯》，总第66期，1991年4月。
李瑞腾：《文学的出路》，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
张道藩不少文章在标题和内容上使用“我们”的字眼，以表示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国民党发言，具有不容争辩的权威性。一个例子是以张道藩领衔署名，发表在1967年12月8日至9日《中央日报》上的《我们为什么提倡文艺》。此文是为了呼应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而联名发表的。从大陆到台湾，从40年代到60年代，张道藩在右翼文坛上所扮演的正是这种文艺政策始作俑者与推行者的角色，其影响甚大。正如台湾“中央大学”李瑞腾教授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试论》中所说，国民党在60年代中期制定“文艺政策”，然后分别在1968年、1977年、1981年三次召开“文艺会谈”，“这种旨在集群智群力以寻求‘集体之目标’的做法，可以视为受到张道藩先生的影响”。
作为右翼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张道藩在台湾五六十年代具有极大的话语霸权，他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文奖会”及其主要成员控制的各大报文艺副刊，差不多成了他个人的政治资产。在“反黄色作品运动”、“拒读不良书刊运动”中被他封掉的杂志有十种。其实，有些小说只是写了性心理活动，与当今李昂等人大胆写性相差甚远，可在那个只许“战斗”不许题材风格多样化的年代，这些作品和杂志统统遭查禁。这既是张道藩制定和推行文艺政策政绩的显示，同时也是他不得人心走下坡路的开始。他只强调文艺的“战斗”功能而不要文艺的审美价值的理论及其做法，曾被许多作家质疑。这些质疑者、讥讽者的看法是正确的。试看当年那一大批“中华文艺奖金”的获得者，只见他们把巨额奖金装进腰包，极少见他们在诗坛、小说界、戏剧界留下作品的名字。鉴于“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做法违背了文艺创作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当时国际局势和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1956年7月，当局取消了对“文奖会”的经费支持，张道藩对此感到沮丧、无奈，不得不出面呈请国民党中央于同年12月解散“文奖会”，历经六年的《文艺创作》也只好无疾而终。张道藩怀着悲哀的心情在终刊号上写了《为〈文艺创作〉停刊敬告读者》。说是“暂时停刊”，可一停就是几十年，再也无法起死回生。这是张道藩由兴旺而中衰，以后日渐式微、大势已去的标志--虽然直至去世前夕，他还对“文奖会”寿终正寝一事无法理解，还不知是谁（应是原和其相呼应的军方的“总政治作战部”系统，1950年蒋经国任“总政治部主任”后就抓文艺工作，提倡“文艺到军中去”，还有什么“兵写兵、兵画兵、兵唱兵、兵演兵”的活动）夺了他掌握文艺政策的大权。当然，国民党舍弃了老而不中用的张道藩，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文艺的管制，只不过是文艺运动不再由“中国文艺协会”领导而改由“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来驾驭大局了。
张道藩告别政坛后，还非常关心台湾文艺的发展，有时还写作品以打发寂寞时光。他在1968年1月底，以自己的爱情故事为基础在两天之内创作了剧本《留学生之恋》。这应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在生前，他对友人说过，百年之后希望文艺界的朋友能替他刻上“中华民国文艺斗士张道藩之墓”的墓碑。但后来台湾社会转向多元，在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夹击下，人们对满脸长刺的文艺长官和只会打打杀杀的“斗士”一类人物非常反感，因而尽管他身后的1970年，《中国语文》月刊曾重刊过并单独印行《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但这毕竟是冷灶重烧式的回光返照。也有人替其编辑出版《张道藩先生画集》、《张道藩戏剧集》、《道藩藏印谱》、《张道藩先生哀思录》（张道藩治丧委员会编印）、《张道藩先生文集》（九歌出版社，1999），还有以张道藩为主题的“近代学人风范研讨会（之七）”在1991年2月召开，但张道藩那些崇尚暴力的理论文章及其作品早已在历史博物馆中尘封多年，无人问津。台北罗斯福大厦的“张道藩图书馆”在一场大火中焚烧了大半藏书，已被合并到台北市图书馆；“道藩文艺中心”也几乎名存实亡；“道藩纪念剧院”喊了多少年亦无法落成。
张道藩去世时间为1968年6月12日。他因跌伤脑部昏迷不醒在三军总医院长眠，而未能魂归贵州故里，这对享年七十二岁的他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参考文献
魏绍徵：《勇于自任文艺先锋的张道藩部长》，载《文讯》，总第22期，台北，1986年2月。
张堂锜：《文艺斗士--张道藩先生》，载《文讯》，总第66期，1991年4月。
李瑞腾：《文学的出路》，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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