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整个成年后的人生，卡斯特纳的心智老是不听使唤；事实很快就忘得精光，如果还有存留的记忆（许多已不复存在），也都像散落各处的残简断篇。有时候她会很清楚记住某件事--她所说的“记忆碎片”--但当问她发生的日期时，误差可能长达20年。“在1968年，”她会说，“不，是1983年。”所以她留下记录，保存所有东西，证明她的生活确实发生过。刚开始她会为这种混乱道歉，但后来她说：“是他造成的！这栋公寓就是酷刑的一部分！”

多年来，卡斯特纳对自己缺乏记忆和其他特殊的行为感到十分迷惑。例如，她不知道为什么车库门控制器的一次小触电，会引发她失控的惊恐，或为什么当她拔吹风机插头时手会颤抖。尤其是她无法了解自己可以记住成年生活的大部分事件，但快二十岁时的记忆却一片空白。当她遇见有人宣称从小就认识她，她会说：“‘我知道你是谁，但我想不起来。’我假装这么说。”

卡斯特纳猜想那是她整个心智健康出了问题。她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时，曾深受抑郁和服药成瘾之苦，有时候陷入严重的崩溃，不得不进医院和昏迷不醒。这些事件导致家人与她脱离关系，让她孤寂而走投无路，只能靠在杂货店外翻寻垃圾箱勉强度日。

一些迹象也透露，更早之前曾发生更严重的创伤。在家人切断跟她的关系前，卡斯特纳的孪生姊妹洁拉（Zella）曾为必须照顾重病缠身的卡斯特纳而彼此争吵。“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洁拉会说，“你会在客厅地板上尿尿，还会吸拇指，说儿语，还会抢我宝宝的奶瓶。我简直忍无可忍！”卡斯特纳完全不知道她姊妹为什么指控她。在地板上尿尿？抢她外甥的奶瓶？她不记得做过这么奇怪的事。

在四十几岁后半段，卡斯特纳与一位叫雅各布（Jacob）的男人发展关系，她形容他是她的灵魂伴侣。雅各布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幸存者，他也对丧失记忆和迷失感到疑惑。对十几年前去世的雅各布来说，卡斯特纳无法解释的失落岁月特别让他感到困扰。“一定有原因，”谈到她生命中的空白时，他会说，“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1992年，卡斯特纳和雅各布刚好经过一个卖报摊，看到一行斗大的标题写着：“洗脑实验：受害者获补偿。”卡斯特纳开始浏览文章，几个词句立即跃然而出：“儿语”、“记忆丧失”、“大小便失禁”。“我说：‘雅各布，买下这份报纸。’”两人就坐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阅读这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内容是1950年代美国中情局如何资助一位蒙特利尔的医生，对他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怪异的实验，让他们一连数周睡觉，并加以隔离，然后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和实验药物，包括会产生幻觉的麦角酸二乙酰胺（LSD），以及俗称天使尘的苯环利定（PCP）。这些实验会让患者退化到会说话前的婴儿状态，进行的场所是在麦吉尔大学的亚伦纪念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由卡梅伦主持。中情局对卡梅伦的资助在70年代末期因为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规定而被揭露，引起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九名卡梅伦的前患者一起控告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后者也资助卡梅伦的研究。在冗长的审判过程中，患者的律师主张那些实验违背所有的医疗道德标准。患者因为轻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伦求助，像是产后抑郁、焦虑，甚至寻求处理婚姻难题，却在未获告知或许可下遭到利用，就像人类版的白老鼠般，以满足中情局寻找控制人类心智方法的狂热。到1988年，中情局提出和解，给九位原告总共7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在当时这是该局历来金额最高的和解案。四年后，加拿大政府也同意支付每位参与实验的患者10万美元赔偿。

卡梅伦不但在发展当代美国刑讯技巧上扮演核心角色，他的实验也提供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世人一窥灾难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只有大规模灾难（一场大毁灭）可以为“改革”铺路，卡梅伦和他们一样，认为借由对人脑施加一连串打击，可以摧毁和抹除有缺陷的心智，然后在一片虚幻的空白石板上重建新的人格。

卡斯特纳多年来依稀记得一则牵涉中情局和麦吉尔大学的报道，但她并未多加注意，因为她与亚伦纪念研究所从来没有任何瓜葛。但现在，和雅各布坐在一起，她专心看那些前患者叙述他们的生活--丧失记忆、心理退化。“当时我意识到这些人一定经历和我一样的事。我说：‘雅各布，这其中一定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