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工厂

卡斯特纳写信给亚伦研究所，要求看她的病历档案。起初她被告知他们没有她的档案，后来她终于拿到数据，总共183页。让她住院的医生正是卡梅伦。

卡斯特纳病历里的信件、笔记与图表诉说了一则辛酸的故事，有关50年代一位任人宰割的少女，也有关政府和医生如何滥用权力。档案开始是卡梅伦医生批准卡斯特纳入院的评估：她是麦吉尔大学护理系学生，课业成绩优异，卡梅伦形容为“一位到目前为止相当平衡的人”。不过，她有焦虑的问题，据卡梅伦的记述，原因是她暴虐的父亲，一位“极度激动”的人，对他女儿“不断施以心理攻击”。

在初期的记述中，护士似乎很喜欢卡斯特纳；她拿所学的护理跟她们攀关系，她们则描述她“愉快”、“有人缘”和“爱干净”。但在她断续受到她们照顾的数个月期间，卡斯特纳出现急剧的人格转变，这一切都巨细靡遗记录在档案中：经过几周后，她“显露出孩子气的行为，表达奇怪的念头，而且显然有幻觉和破坏性”。笔记中记载，这位聪慧的年轻女性现在只能数到六；然后她也变得“好操纵、充满敌意、极具侵略性”；然后变得被动和漠不关心，无法辨识她的家人。她最后的诊断是“精神分裂……有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远比她刚住院时的“焦虑”严重。

这些转变无疑跟记录在卡斯特纳病历上的治疗有关：以高剂量的胰岛素诱发多重昏迷；怪异的兴奋剂与镇静剂混用；长期让她保持在药物诱发的睡眠状态；施以八倍于当时标准次数的电击。

护士常把卡斯特纳经常想挣脱医生记录为：“尝试想逃出去……宣称受到恶劣对待……在注射后拒绝接受电击休克疗法（ECT）。”这些抱怨一再被当作理由，用来再度送她进卡梅伦的下级同僚所称的“休克工厂”。

追求空白

仔细读过数次她的病历后，卡斯特纳开始变成挖掘自己过往人生的考古学家，她搜集并研究一切可能解释她在医院遭受待遇的线索。她得知卡梅伦是一位苏格兰裔美国人，曾是专业领域的顶尖人物，担任过加拿大精神医学协会（CPA）主席，以及世界精神医学协会（WPA）主席。在1945年，他是纽伦堡大审中测试战犯赫斯（Rudolf Hess）精神状态的三位美国精神医学家之一。

卡斯特纳展开她的调查时，卡梅伦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数十篇学术论文和演讲集。几本已出版的书籍也写到中情局资助心智控制实验，其中包括许多卡梅伦与中情局关系的详情。卡斯特纳全都细加研读，记下有关的章节，编制时间顺序，并与她自己病历上的日期交叉核对。她慢慢发现，到1950年代初期，卡梅伦已拒绝采用“谈话治疗”这种弗洛伊德派的标准方法，转而开始尝试发掘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他的野心不在于修补或治疗患者，而是用他发明的所谓“心理驱力”（psychic driving）方法重新创造他们。

根据他当时出版的论文，他认为要教导患者健康新行为，唯一的方法是进入他们的心智，并“打破旧的病态模式”。第一步的“去模式”有一个惊人的目标：让心智回复到本来的状态，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块写字板，上面尚未写上任何东西”，亦即一块“空白石板”（tabula rasa）。卡梅伦相信，他可以用各种已知可干扰大脑正常功能的方法来攻击大脑，借以让大脑达到这种状态，而且立即就能达到。这是一种对心智的“震慑”战争。

到1940年代末，电击愈来愈受欧洲和北美精神医生欢迎，它造成的永久性伤害比脑前额叶切断手术小，而且似乎效果不错：歇斯底里患者经常可以安静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电击似乎能让人头脑更清晰。但这些都只是观察，而且即使是发展这种技术的医生，也无法提供它如何运作的科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