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伦进一步在所谓的睡眠室隔绝患者的知觉，他们每天有20到22小时处在药物所致的睡梦中，护士每两个小时为他们翻身以避免褥疮，只在吃东西和上厕所时被弄醒。患者被保持在这种状态15到30天，但卡梅伦报告说：“部分患者曾被施以连续65天睡眠治疗。”医院员工受指示不许患者说话，而且不得告诉他们已在房间待多久。为了确保没有人从这种梦魇脱逃，卡梅伦给一群患者小剂量有麻痹作用的箭毒素（Curare），实际上等于把他们囚禁在自己身体的牢笼。

卡梅伦在1960年的论文中说，有“两大因素”能让人维持“时间感和空间感”--换句话说，让我知道我们在哪里和我们是谁。这两大因素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感官输入，以及我们的记忆”。卡梅伦用电击来抑制记忆；用隔离间来抑制感官输入。他决心强迫患者完全丧失他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卡梅伦相信有些患者会根据进食来判断一天的时间，因此下令厨房改变进食的时间和食物，早餐供应汤，晚餐则供应麦片粥。“改变用餐间隔和菜色，使预期的时间产生混淆，我们就能打破这种结构。”卡梅伦得意洋洋地说。然而他发现即使他已想尽办法，有一位患者仍然与外界世界保持联系，方法是注意每天上午九时飞越医院上空的飞机，发出“极轻微的轰隆声”。

对熟悉酷刑幸存者证词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听来令人心痛。当那些囚犯被问及他们如何度过数个月或数年的隔离与残暴对待时，往往提到听见远方教堂的钟声，或清真寺呼唤信徒祈祷，或儿童在附近公园嬉戏的声音。当生活被限缩到只剩囚房的四面墙壁时，这些外界声响的节奏便成了某种救生索，证明囚犯还是人，而在折磨之外仍有一个世界。“我听到四次外面的小鸟在日出时的鸣叫，所以我知道过了四天。”一位当年乌拉圭独裁统治的幸存者，在回忆遭到极为暴虐的刑讯时说。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那位身份不明的女士在一片阒暗中，在药物和电击的影响下，仍竭力倾听飞机的引擎声；她并非医生照顾下的患者，而是被刻意囚禁以施行酷刑的犯人。

有数项强力的证据，显示卡梅伦很清楚他在模拟酷刑的情境。身为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乐此不疲地把他的患者当成冷战的一部分。1955年在接受一家流行杂志的访问中，他公开比较他的患者和面对审讯的战俘，说他们“像共产党的战俘，往往会抗拒治疗，因此必须打破抗拒”。一年后，他写道，去模式的目的在于“真正‘消耗’防卫”，并且指出“这就像瓦解接受持续审问的个人”。到1960年，卡梅伦已开始演说他的知觉剥夺研究，不只是对其他精神病学家演说，也对军方的听众演说。在德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Brooks Air Force Base）发表的谈话中，他没有说自己在治疗精神分裂症，反而承认知觉剥夺“制造了精神分裂的初期症状”--幻觉、极度焦虑，还有与现实世界脱节。在这场演说的笔记中，他提到知觉剥夺后施以“输入超载”（input-overload），指的是他采用的电击和不断反复播放录音带--同时也预告了一种即将诞生的审讯技术。

中情局资助卡梅伦的研究直到1961年，之后许多年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他的研究，外界并不清楚。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情局资助这些实验的证据终于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曝光，患者也对中情局提出史无前例的集体诉讼，但新闻界和国会议员往往倾向接受中情局的说辞：中情局是在进行洗脑技术研究，为的是保护被俘虏的美国士兵。新闻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政府资助迷幻药经验的耸动细节。事实上，最大的丑闻是，中情局和卡梅伦轻率而毫无道理地，以他们的实验撕碎许多人的生活--那些研究似乎一无用处：当时所有人都已知道，洗脑只是冷战时期的迷思。中情局本身就鼓励这种说法，宁可被嘲笑是迷信科幻小说的小丑，而不愿张扬资助一家声名卓著的大学进行酷刑实验--而这种避重就轻确实有用。第一位和卡梅伦搭上线的中情局精神病学家吉廷杰（John Gittinger），被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资助卡梅伦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当听证会要MK-Ultra计划前主持人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解释，为什么他下令销毁这个2500万美元计划的所有档案时，他回答“MK-Ultra计划未能为中情局带来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结果”。在80年代MK-Ultra计划曝光时，主流媒体报道与著作的调查，都一致把这些实验描述为“心智控制”和“洗脑”。“酷刑”这个词从未被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