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发展主义宣战

在1950年代的美国，私人取得这类财富还得等几十年后才发生。即使是坚贞的共和党人如白宫里的艾森豪威尔，都不可能采取像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激进右倾政策--公共服务和劳工保护仍然大受欢迎，而艾森豪威尔也想寻求连任。虽然他对扭转国内的凯恩斯主义毫无兴趣，但对以迅速而激烈的行动打击海外的发展主义却十分热衷。芝加哥大学日后就在这个运动扮演了关键角色。

艾森豪威尔1953年上任时，伊朗总统摩萨德（Mohammad Mossadegh）是一位发展主义者，印度尼西亚也在愈来愈野心勃勃的苏加诺手中，他倡言结合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主义政府，形成一个超级强权，以便与西方和苏联集团分庭抗礼。美国国务院特别关心的是，拉丁美洲南锥的国家主义经济体愈来愈成功。在全球一大部分国家向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靠拢的年代，发展主义者提议的“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其实是相当中道的路线。不过，拉丁美洲应该推动自己的新政这个构想，却招致强力的反对。拉丁美洲的封建地主对旧体系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坐拥丰厚的利润，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贫困农民可用于农场和矿坑。他们愤恨地看着获利被导向发展其他产业，他们的工人要求土地重新分配，而政府则压抑他们的谷物价格以使人人买得起。在拉丁美洲做生意的美国与欧洲企业，开始对他们的政府表达类似的抱怨：他们的产品被阻挡在边界，工人要求加薪，以及最令他们警觉的是，要求把外国人拥有的矿场、银行等产业收归国有，以实现拉丁美洲经济独立梦想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些企业利益的压力下，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圈兴起一个运动，试图把发展主义政府拉进冷战的二分逻辑中。这些鹰派警告，别被温和、民主的外表愚弄，第三世界国家主义是步上极权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应该防患于未然。这套理论的两位主要倡议者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他的兄弟、担任刚创立的中情局头子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在担任公职前，两兄弟曾在声名卓著的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法律事务所工作，曾代表许多受发展主义影响最大的公司，如摩根大通（J.P. Morgan）、国际镍矿公司、古巴蔗糖公司，以及联合水果公司。杜勒斯兄弟上台后立即采取行动：在1953年和1954年，中情局策动最早的两次军事政变，都针对较倾向凯恩斯而非斯大林的第三世界政府。

第一次是在1953年，中情局成功推翻伊朗的摩萨德，以残暴的国王取代之。第二次是1954年中情局赞助的危地马拉政变，是直接应联合水果公司要求而采取的行动。这家公司因昔日苏利文克伦威尔的关系而能上达杜勒斯兄弟，而当时危地马拉总统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an）征收该公司部分未使用的土地（但给予全额补偿），用于改造危地马拉的一部分计划，因而触怒该公司。古斯曼称他的计划是为了把危地马拉“从一个封建经济主宰的落后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但显然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目标。古斯曼遭罢黜后，联合水果很快又掌控大局。

彻底铲除在南锥扎根较深的发展主义，则是远为艰巨的挑战。1953年两位美国人在智利圣地亚哥会面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一位是美国国际合作署（ICA，这个机构后来改制为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智利部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舒尔兹（Theodore W. Schultz）。帕特森愈来愈担心普雷比施和其他拉丁美洲的“粉红”经济学家。他对一位同僚强调：“我们必须改变这些人造成的影响，导正他们极其恶劣的教育。”这个目标与舒尔兹的信念一拍即合，他相信美国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战上做得不够。“美国必须整顿在海外的经济计划……我们希望（贫穷国家）借与我们建立关系来达成它们的经济救赎，并以我们的方式来达成它们的经济发展。”他说。

两个人拟出的计划最后把国家中央式经济体的温床圣地亚哥，转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最先进自由市场的实验场，带给弗里德曼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用来测试他的宝贝理论的国家。原始的计划很单纯：美国政府将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经济学，地点就在当时被视为全世界反“粉红”最狂热的学校--芝加哥大学。舒尔兹和他在大学里的同僚也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教义训练学生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