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计划与当时众多资助拉丁美洲学生的美国训练计划，最大不同之处是它毫不遮掩的意识形态性质。美国国务院选择芝加哥大学训练智利人，这所学校的教授狂热地想不顾一切追求近乎无政府体制，如此等于是在对抗发展主义的战争中发射一枚炮弹，告诉智利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他们的精英学生应该和不应该学习什么思想。由于美国已如此赤裸地干涉拉丁美洲事务，所以当帕特森找上智利最高学府智利大学的校长，提议出资赞助交换学生计划时，遭到校长一口拒绝。校长表示，学校必须能参与决定由谁在美国训练他的学生，他才愿意参与计划。帕特森转而接洽较不知名的智利天主教大学，一所远为保守且没有经济学系的学校。天主教大学立即接受提议，于是华盛顿和芝加哥大学所谓的“智利计划”就此诞生。

芝加哥大学的舒尔兹解释，为什么这个计划不对所有智利学生开放，而只提供给经过选择的少数人，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竞争，而非合作。”这种好战姿态从一开始就很已明白表达：智利计划的目标是制造意识形态战士，以便赢得对抗拉丁美洲“粉红”经济学家的思想战。

计划在1956年正式执行，有100名智利学生从1957年到197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深造学位，由美国纳税人和美国的基金会支付他们的学费和开销。在1965年，这项计划扩充到接受遍及拉丁美洲的学生，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扩充计划的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并且促成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计划下，随时有40到50位拉丁美洲人攻读研究生层次的经济学--约占该学系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类计划中，拉丁美洲学生只有四到五名。这是令人惊讶的成就：在短短十年间，极度保守的芝加哥大学，已变成拉丁美洲人海外攻读经济学的首选地点，而这也决定了该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历史轨迹。

灌输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给这批访问学生，变成了学系急迫的事务。主持计划并负责让这些拉丁美洲人宾至如归的人是哈伯格，一位穿着老式狩猎装的经济学家，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娶了智利人为妻，并形容自己是“极为虔诚的传道士”。当智利学生纷纷抵达，哈伯格特别设立了一个“智利研讨会”，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针对南美国家的问题提出他们充满意识形态的诊断--然后提供如何矫正问题的科学处方。

“突然间，智利和它的经济变成经济学系每天的话题。”1950年代在弗里德曼门下求学、但后来变成世界知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法兰克（Andru Gunder Frank）回忆说。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寻找缺点：它细密的社会福利网、保护国有产业、贸易障碍，以及控制价格等。学生被教导鄙视这些减轻贫穷的做法，其中有许多人的博士论文就是解剖拉丁美洲发展主义的愚昧。法兰克回忆说，哈伯格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常造访圣地亚哥，每次回来就会严词抨击智利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全拉丁美洲最完善的--是“寅吃卯粮的荒谬尝试”。

在福特基金会里，有人对资助如此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计划感到不安。部分人指出，被邀请来向芝加哥大学学生演说的拉丁美洲演讲人，都局限于该计划的校友。“虽然这些努力的质量和影响性不容否认，其狭隘的意识形态却是严重的缺憾。”福特基金会的拉丁美洲专家裴易尔（Jeffrey Puryear）在内部评论中写道，“只能接触单一的观点，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检讨未能阻止福特继续资助该计划。

当第一批智利人从芝加哥返国时，借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家萨菲亚图（Mario Zafiartu）的说法：他们“甚至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许多人在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担任教授，很快将该学系转变成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学派--采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英文教科书、同样死硬地宣称教导的是“纯粹”而“科学”的知识。到1963年，该学院13位全职教授中，有12位是芝加哥大学计划的毕业生，且第一位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被聘为系主任。新的智利学生不需要离乡背井跑到美国--数百名学生可以在母国接受芝加哥学派的教育。

受过这个计划洗礼的学生，不管是在芝加哥或圣地亚哥分店，在南美地区都被称作“芝加哥男孩”。在美国国际发展署加码资助下，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变成狂热的区域大使，宣扬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思想，奔走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并设立更多芝加哥大学的分店--借用一位智利毕业生的话--以便“把这种知识散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对抗阻碍自由并助长贫穷与落后的意识形态”。

1990年代的智利外交部长华狄斯（Gabriel Valdes），形容以芝加哥学派的正统信仰训练数百名智利经济学家，是“有组织地从美国移植意识形态，到一个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的鲜明例子……这个1950年代制订的计划对智利人施予教育，目的在于影响智利人经济思想的发展”。他指出：“他们引进智利社会的思想是全新的，是‘思想市场’上前所未见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