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种思想帝国主义的形式而言，它称得上无耻。不过，有一个问题：它不管用。1957年芝加哥大学在给国务院资助者的报告上说，“该计划的核心目的”是训练一代的学生，“使他们变成智利经济事务的思想领导者”。但那些芝加哥男孩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带向光明--事实上，这些国家落在后面。

在60年代初期，南锥的主要经济辩论并非放任资本主义对抗发展主义，而是如何把发展主义带向下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大规模国有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温和派认为关键在于拉丁美洲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目标是把该地区转变成强大的贸易集团，与欧洲和北美并立。在南锥的投票所和街上，这些国家迅速靠向左边。

1962年，巴西在古拉特（Joao Goulart）总统带领下，明确地往这个方向迈进。这位经济国家主义者致力于土地重分配、提高工资，并实施一套大胆的计划，强迫外国跨国公司再投资一定比率的获利到巴西经济，而不能带出巴西并分配给纽约和伦敦的股东。在阿根廷，军事政府禁止庇隆的政党竞选，企图封杀类似巴西的要求，但这些作为只有激化年青一代的庇隆追随者。

在芝加哥学派实验的中心智利，思想战的挫败最为明显。到1970年那次改写智利历史的选举时，这个国家已经向左靠拢到三个主要政党都支持把该国最大的收入来源收归国有：由美国大矿业公司控制的铜矿。换句话说，昂贵的智利计划已彻底失败。在这场意识形态战士向左派敌人发动的思想战争，芝加哥男孩未能达成任务。不但经济辩论继续向左倾，而且芝加哥男孩沦落到十分边缘，甚至在智利的选举完全缺席。

事情可能到此结束，智利计划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注脚，但后来发生的事让芝加哥男孩终于出人头地：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体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热烈推崇他。而他最有想象力的地方莫过于智利。

尼克松给了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长期以来梦想的东西：一个机会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不只是地下室研讨会里的理论--从零开始重新建造一个国家的机会。民主政治在智利对芝加哥男孩并不友善；独裁统治将证明是更好的搭档。

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人民团结联盟（Poupular Unity）1970年赢得智利的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阿连德是拉丁美洲崛起的新类型革命家：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样，他是一位医生，不同的是，他展现的是自由派的学者风格，而非浪漫的游击分子。他可以像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一样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但他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深信智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透过选票达成，而非枪杆子。当尼克松听说阿连德当选总统，他对中情局局长赫姆斯（Richard Helms）下达一个后来变成名言的命令：“让经济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智利的选举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引发热烈反响。阿连德胜选时，哈伯格正好在智利。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同僚，描述这件事是“悲剧”，并告诉他们“军事政变的想法在极右派圈子里也偶尔被提起”。

虽然阿连德保证会协商公平的条件，以补偿损失财产与投资的公司，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担心阿连德代表一个席卷拉丁美洲的趋势，而且有许多公司不愿接受损失这个占营运比率日益升高的收入来源。到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矿业公司在之前15年间投资智利的铜矿业--这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业--就高达十亿美元，但他们已汇回美国72亿美元。

阿连德一赢得选战，在他还没就职前，美国企业就已向他的政府宣战。活动的核心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Chile），由投资智利的美国大矿业公司，及幕后领导该委员会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所组成；ITT持有智利即将被国有化的电话公司70％股权。普瑞纳（Purina）、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辉瑞化学（Pfizer Chemical ）也在不同阶段派出代表。

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用经济崩溃对抗他”，迫使阿连德取消国有化。他们提出许多让阿连德感受痛楚的构想。根据解密的会议记录，这些公司计划阻拦美国对智利的贷款，并“暗中要求美国民间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考虑比照办理。未来六个月延迟向智利采购。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短缺的情况”。考虑的做法还更多。

阿连德指派他的好友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出任驻华府大使，要他负责和计划联合抵制阿连德政府的公司谈判条件。喜欢热闹、性格外向的勒特里尔留着70年代典型的胡髭，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外交圈甚受欢迎。他儿子弗朗西斯柯最喜爱的回忆是，听他父亲在华盛顿家中招待友人时弹吉他，同时豪放地唱民歌。但尽管有勒特里尔的魅力和技巧，谈判从一开始就毫无成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