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衰退或萧条本身就是残酷的想法，因为必须制造大规模的贫穷，而这正是截至当时没有政治领导人愿意测试这套理论的原因。谁愿意背上《商业周刊》形容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诺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疗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在阿连德时代不到3％--攀升到20％，是当时智利闻所未闻的高水平。这个国家确实因为“治疗”而震撼不已，但与弗里德曼乐观的预测相反，失业危机持续了好几年，而非几个月。军政府已着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气壮解释说：“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里德曼完全赞同。当记者问到“政策的社会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响应是：“可笑的问题。”他对另一位记者说：“我只关心他们能不能推行得够久、够努力。”

有趣的是，对休克疗法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学生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来自德国的法兰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就已听到许多有关智利的事，他决定亲自到这个他的教授形容为发展主义管理不当造成的反乌托邦（dystopia）。他对自己看到的情况很满意，并留在智利大学任教，然后出任阿连德政府的经济顾问。法兰克因为是叛离自由市场正统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对智利经济冒险抱持独到的看法。弗里德曼开出大休克的药方一年后，法兰克写了一封难掩激愤的“给哈伯格与弗里德曼的一封公开信”，运用他受过的芝加哥学派教育，“检验智利病人对你们的治疗有什么反应”。

他计算一个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诺切特宣称的“生活工资”挣扎求生。约74％的所得完全用在购买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节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车等“奢侈项目”。比较之下，在阿连德时代，面包、牛奶和公车票只占一般劳工薪水的17％。许多儿童在学校也没有牛奶可喝，因为军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学校牛奶计划。这项措施进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来愈多学生在课堂上昏倒，许多人干脆停学。法兰克发现，他的学长施行的残暴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对这个国家施加的暴力间，有着直接关联。这位愤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写道，弗里德曼的处方是如此扭曲，它们无法“不靠它的孪生兄弟来实施或执行：军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诺切特的经济团队毫不气馁地继续深入实验之境，引进弗里德曼最前卫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学校，医疗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儿园和墓园私有化。最激进的是，智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拟订这套计划的皮涅拉说，他从阅读《资本主义与自由》激发这个构想。小布什政府经常被推崇最先推动“所有权社会”（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实上，30年前的皮诺切特政府才最早实行“所有权人国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现在已大胆跨入新领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场热爱者过去只能在纯学术环境辩论这类政策的优点，现在都密切注意这个国家。“经济学教科书说，世界应该以这种方式运作，但除了这里，还有哪些国家施行它？”美国企业杂志《巴隆周刊》（Barron’s）惊讶地写道。《纽约时报》在一篇《智利，恐怖主义实验场》的文章中说：“抱持强烈观点的大经济学家，很难得有机会在病危的经济体测试特定的处方。更难得的是，经济学家的顾客不是自己的国家。”许多人特地到现场观察智利实验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数次，并在1981年选择在比尼亚德尔马市（策划政变的城市），举行反革命智囊团朝圣山学会的区域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