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奇迹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后，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场狂热分子视为弗里德曼理论有效的证明。皮诺切特2006年12月死时（比弗里德曼晚一个月），《纽约时报》赞誉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说，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智利奇迹”背后的事实，至今仍众说纷纭。

皮诺切特掌权17年，在那段期间，他数度改变政策方向。被视为成功奇迹证明的那段稳定成长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执行休克疗法之后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诺切特被迫大幅度调整方向后很久。在1982年，虽然智利严格遵守芝加哥教条，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鱼--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释放出来的安然（Enron）式金融机构--以借贷的钱买光智利的资产，累积高达14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情势动荡到皮诺切特被迫采取完全与阿连德一样的措施：他把许多家这种公司收归国有。面对市场崩溃，几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丧失掌控大权的政府职务，包括卡斯特罗。几个在食人鱼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毕业生遭到诈欺调查，他们以科学中立掩饰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学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征。

唯一保护智利经济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溃的是，皮诺切特从未把被阿连德收归国有的铜矿公司私有化。这家公司创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这表示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国家仍有稳定收入来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从来不是歌颂它的人宣称的“纯”自由市场实验室。相反的，这个国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极短时间从有钱跃升为超级富有，凭借的是一套以举债和用公帑大量补贴（和纾困）赚取暴利的公式。当奇迹背后的狂热与推销术被揭穿后，大家看到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统治下的智利，并不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特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国家。Corporatism（统合主义）这个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警察国家模式，由社会上的三种主要势力--政府、企业和工会--结盟而成，它们互相合作以确保以国家民族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诺切特统治下，实验的是一种新形态的统合主义：一个警察国家和大企业互相支持的结盟，连手对第三个势力--劳工--发动全面战争，借以大幅增加联盟占有国家财富的比率。

这场战争--许多智利人理所当然视为富人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战争--才是智利经济“奇迹”的真相。到1988年，当经济已稳定且快速成长时，45％的人口落在贫穷线下。不过，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国家。

如果这种记录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算得上奇迹，也许休克治疗的作用从来就不是为了让经济恢复健康。也许它原本就是为了它实际做到的事--把财富吸聚到顶层，并把大部分中产阶级休克到无以为生。

这正是阿连德的前国防部长勒特里尔的看法。在皮诺切特的监狱待了一年后，勒特里尔设法逃离智利，这要感谢国际间积极的游说奔走。流亡海外并眼看他的祖国迅速凋敝，勒特里尔1976年写道：“过去三年有数十亿美元从工资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进资本主义者和地主的口袋……财富集中并非偶然，而已成为法则；这并非艰困环境下极端的例子--就像军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会计划的基础；这不是经济的缺陷，而是暂时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尔当时无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学派统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来全球经济的一瞥。这个模式将一再重复，从俄罗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热投机的泡沫和可疑的会计操作，助长了暴利和疯狂的消费主义，由空荡如鬼城的工厂和昔日发展所遗留的破旧基础建设所围绕；约半数人口被排除在经济之外；失控的贪渎和亲信政治；国营中小企业灭绝；大量公共财富流入私人手中，紧接着是大量民间债务转由政府承担。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财富泡沫中，奇迹看起来就像大萧条，但在这个密闭的泡沫里，获利流动如此顺畅和快速，让这些休克治疗式“改革”带来的暴利，变成像此后金融市场施打成瘾的高纯度古柯碱。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界对智利实验明显的矛盾视而不见，不但未重新评估放任主义的基本假设，反而还作出毒瘾者的反应：下一针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阵子，下一针来自拉丁美洲南锥的其他国家，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在那里快速扩散。巴西已被美国支持的军政府掌控，几位弗里德曼的巴西学生位居要津。弗里德曼1973年访问巴西的时候，正是当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时候，他也宣称巴西的经济实验是“一项奇迹”。在乌拉圭，军方1973年发动政变，并在次年决定走芝加哥路线。由于乌拉圭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太少，将领们邀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哈伯格和（经济学教授）史佳斯达德（Larry Sjaastad）及他们的团队，其中包括来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学生，来改革乌拉圭的税制与商业政策”。乌拉圭过去的平等主义社会立即遭到冲击：实质工资锐减28％，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编按：乌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现成群的拾荒者。

紧接着加入实验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军政府从庇隆手中夺得政权。这表示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西--曾经是发展主义橱窗的国家--现在都由美国支持的军政府统治，而且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活体实验室。

据2007年3月公布的巴西解密文件，在阿根廷将领夺取政权前几周，他们与皮诺切特和巴西军政府联系，并“拟订未来政权将采取的主要步骤”。

尽管有紧密的协调合作，阿根廷军政府并未像皮诺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实验；例如，它未把该国的石油蕴藏或社会安全私有化（这些都在后来才实行）。不过，在攻击曾把阿根廷贫民提升到中产阶级的政策和机制方面，军政府都遵循皮诺切特的做法，这也要归功于众多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参与芝加哥计划。

新制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军政府占据重要的经济职位--如财政部长、央行总裁、财政部国库司司长，以及数个较低级的经济职位。不过，虽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热烈参与军政府，最高经济职位却由狄霍兹（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担任。狄霍兹是隶属农村社会组织（Sociedad Rural，是长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经济的牧牛场协会）的地主阶级，这些相当于阿根廷贵族阶级的家族宁愿维持封建经济秩序--因为他们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农民，或肉类的价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负担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