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何办到？阿连德所说的种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个政党团体或工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众文化--它是聂鲁达（Pablo Neruda）的诗，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学，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剧场，弗雷勒（Paulo Freire）激进的教育学，贾利安诺和华尔士的革命新闻报道。它是过去和当代从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传奇英雄与殉道者写下的历史。当军政府决心挑战阿连德的预言，把社会主义连根拔起时，它是向整个文化宣战。

这种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军事政权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等着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疗。在巴西，军政府对左派分子的搜捕代号为清洗行动（Operation Cleanup）。在政变当天，皮诺切特形容阿连德和他的内阁为“那些即将毁掉国家的垃圾”。一个月后，他保证“铲除智利邪恶的根本”，进行“道德清洗”，以“净化罪恶”--遥遥呼应《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作者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呼吁的“以铁扫帚无情地清扫”。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军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行动，焚烧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聂鲁达的书，关闭数百家报社和杂志社，占领大学，禁止罢工和政治集会。

一些最恶毒的攻击，则保留给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前无法打败的“粉红”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大本营天主教大学的死对头是智利大学，那里有数百名教授因为“怠忽道德职责”而被开除（包括法兰克这位曾气愤地写信回芝加哥母校给前教授的异议分子）。在政变期间，法兰克报告说：“六名学生在经济学系大门口被当场射杀，以对其他人起杀鸡儆猴作用。”军政府在阿根廷夺得政权后，士兵开进布兰卡港的南方大学，以“教唆颠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学者；同样的，这些人大多来自经济学系。“我们必须摧毁喂养、塑造和灌输颠覆分子的来源。”一位将军在记者会上宣布。清洗行动中总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识形态嫌犯”整肃。在高中，他们禁止学生作分组报告--因为分组报告被视为潜在的集体精神的迹象，可能危害“个人自由”。

在圣地亚哥，传奇民歌手哈拉被带到智利体育馆，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现那股想让文化噤声的狂暴决心。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士兵先打碎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再弹吉他，然后射击他44次。为了确定他无法在坟墓里激励人心，军政权下令销毁他伟大的录音作品。阿根廷音乐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国，革命戏剧家波拉在饱受酷刑后逃离巴西，贾利安诺从乌拉圭出走，而华尔士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谋杀。一个文化就此被蓄意灭绝。

在同一时候，另一个消过毒、清洗过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独裁统治之初，唯一被准许的公众集会是阅兵典礼和足球比赛。在智利，女性穿着宽松的长裤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长发也一样。“全国上下正进行彻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军政府控制的报纸在社论中宣称，并呼吁大规模刷洗左派分子的涂鸦，“很快所有外表将焕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梦魇”。

在智利，皮诺切特决心打破人民走上街头的习惯。连小规模的集会都被以高压水枪--皮诺切特最爱的群众控制武器--驱散。军政府拥有数百辆水枪车，小到可以开上人行道，对成群散发宣传单的学童喷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闹也遭到残暴压制。这些无所不在的水枪车被称作原驼（guanaco），取其像一种习惯吐口水的美洲驼，它们把群众当垃圾般清除，让街头闪闪发亮，清洁而空虚。

政变之后不久，智利军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报告外国的“极端主义者”和“狂热信仰的智利人”，“对清洗国土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