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被杀害，以及为什么

在突击中被扫荡的人大多数不是军政府宣称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视为对经济计划造成最大障碍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许多人只是被认为不符合革命的价值观。

清洗运动呈现的体制性，从人权与真相委员会报告记录的失踪日期和时间就可明确验证。在巴西，军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开始大规模镇压，但有一个例外：政变一发动后，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厂和农场的工会领袖。根据《巴西：毋忘教训》报告，他们被送往监狱，许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们受到当局反对的政治思想激励”。这份真相委员会的报告引述军方自己的法庭记录说，大型工会联盟工人指挥总部（CGT）在军政府的法庭程序中，被当作“无所不在的恶魔，应加以驱除”。该报告直言不讳地下结论说，“1964年掌权的当局，对‘彻底清除’这个部门特别仔细”，原因是他们“担心抗拒会从工会蔓延到他们的经济计划，而计划的基础则是紧缩工资和把经济去国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军政府都利用政变初期的混乱，对工会运动展开猛烈攻击。这些行动显然都事先经过审慎规划，从政变的第一天就展开有系统的突击。在智利，当所有人都注视被包围的总统府时，其他部队也被派往“人称‘工业带’的许多工厂，展开突击和逮捕”。在接着数天，智利的真相与和解报告指出，又有数家工厂被突击，“并大规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杀害或失踪”。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农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员会报告《永远不再》（Nunca Mas），记录了同样对工会有计划的攻击：“我们发现一大部分（对工人）的行动，是在政变当天进行，或政变后立即进行。”在攻击工厂的清单中，有一项证词特别暴露出“恐怖主义”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动分子的借口。曾被关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营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为一次即将进行的电厂罢工而监视她。这项罢工准备“示范如何抗拒军事独裁”，当然不为军政府所乐见。吉尤娜回忆说：“集中营里的士兵表示，他们决定把罢工‘蒙特内罗化’，让它变成非法。”（蒙特内罗是已被军队完全肃清的游击队组织。）罢工者与蒙特内罗毫无关系，但那已无关紧要。“珍珠营的士兵自己印制上有‘蒙特内罗’签名的宣传单--呼吁电厂工人罢工。”然后这些宣传品就变成必须绑架和杀害工会领袖的“证据”。

企业资助酷刑

对工会领袖的攻击往往在工厂业主的密切合作下进行，而近几年向法庭提出的报告提供了明确的文件证据，显示外国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参与。

在阿根廷政变之前的年代，左派激进分子的崛起曾影响到外国公司，包括在经济和个人方面；从1973年到1976年，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杀。军政府取得权力并执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后，这类公司的命运大幅改观；现在它们可以把进口产品倾销到当地市场，支付较低的工资，任意裁撤员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润汇回母国。

数家跨国公司热烈地表达它们的感激。阿根廷军事统治后的第一个新年，福特汽车公司刊登一则庆贺的报纸广告，公开表明支持军政权的立场：“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对所有怀着善意的阿根廷人带来信心与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车公司，将全力投入创造祖国的伟大命运。”外国企业不只是感谢军政府的贡献，有些公司还积极参与恐怖运动。在巴西，数家跨国公司通力合作，资助它们自己的民间酷刑队。1969年正当军政府进入最残暴的阶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警察部队成立，取名侦察行动（Operation Bandeirants），简称OBAN。据《巴西：毋忘教训》，这支部队由军官组成，靠许多跨国公司的捐款资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报告说，由于OBAN不在军队和警察的正式编制里，因此“在使用审讯手段上享有弹性和免受刑责”，并很快以无与伦比的残暴声名远播。

不过，最不避讳参与恐怖行动的跨国企业，是福特汽车的阿根廷分公司。该公司供应车辆给军方，绿色的福特猎鹰轿车被用在成千上万次绑架和失踪的行动。阿根廷心理学家兼剧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这种车是“恐怖的象征，是死亡之车”。

福特供应军方汽车，军政府则提供福特它擅长的服务--为工厂除掉制造麻烦的工会分子。在政变前，福特被迫对工人作出重大让步：午餐时间从20分钟延长到1小时，每辆汽车销售的1％用于社会服务计划。这种情况在政变那天完全改观，反革命从此展开。福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的工厂变成一座武装军营；在接下来的数周，工厂聚集了各式军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车和天上盘旋的直升机。工人作证说，一个有百名士兵的军队长期驻在该工厂。“我们在福特感觉好像在打仗。而军队是冲着我们工人来的。”工会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忆说。

士兵搜寻整个厂房，抓住最活跃的工会成员并将他们戴上头罩，工厂的工头则协助指认他们。卓伊安尼是从生产线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记得“在囚禁我之前，他们押我在工厂游行。他们公然这么做是想让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这种手段消灭工厂的工会组织”。最令人惊讶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卓伊安尼并未被送到附近的监狱，据其他人转述，士兵把他们带到在工厂大门内设置的羁留所。就在工厂内几天前他们谈判合约的地方，这些工人遭到拳打脚踢，其中有两个人遭电击。他们被带往外面的监狱后，酷刑仍持续数周之久，有些长达数个月。工人的律师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会代表在这段期间遭绑架，其中有半数被拘禁在公司的厂房里；阿根廷的人权团体现在正在游说，把福特的工厂正式列入前秘密羁押所的清单。

2002年，联邦检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对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称该公司应为在其厂房发生的镇压负法律责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谋绑架自己的员工，我想他们应为这件事负责。”卓伊安尼说。奔驰（Mercedes-Benz）也正面临类似的调查，该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与军方合作，肃清旗下一座工厂的工会领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地址，后来他们全部失踪，其中14名从此未再寻获。

据拉丁美洲历史学家罗伯特（Karen Robert）的调查，到独裁统治结束时，“几乎所有工厂代表都已从阿根廷最大的工厂失踪……例如奔驰、克赖斯勒，以及菲亚特协和（Fiat Concord）。福特与奔驰都否认他们的主管在镇压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