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治疗”

当政策尝试把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切除时，监狱里的酷刑则尝试从人的心智和精神将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的社论说的：“心智也必须清洗，因为那是错误诞生的地方。”

许多施酷刑者采取医生的姿态。好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疗，这些审讯者想象他们施加的电击和其他折磨具有疗效--他们只是给囚犯某种医疗，而囚犯在集中营则被称为脏病者（apestosos），被视为肮脏或染病的人。他们将为囚犯治疗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想的疾病。他们的“治疗”当然会带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这是为患者着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坏疽，你必须截肢，对不对？”皮诺切特在响应外界对他人权记录的批评时，不耐烦地反问。

整个区域内各国真相委员会报告的证词显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强迫他们背叛内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统。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左派来说，他们最珍视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进派历史学家拜尔（Osvaldo Bayer）所说的，“团结是唯一的超越神学”。施酷刑者也知道团结的重要，而且决心借休克来消灭囚犯内在的社会联结冲动。当然，所有审讯都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必须强迫囚犯背叛，但许多囚犯报告折磨他们的人对信息兴趣不高，因为他们通常已掌控信息，反而他们热衷的是达成背叛。这种做法目的在于对囚犯内在造成无可修复的伤害，这部分的内在原本把协助他人摆在第一位，也是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但在伤害之后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时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韦兰尼（Mario Villani）被绑架时身上带着行事历，里面记录与一个朋友约好会面；士兵突击会面地点，让失踪在恐怖机器的运动分子又增加一名。韦兰尼的酷刑手用这件事折磨他，他说：“他们抓到霍基是因为他准时赴约。他们知道告诉我这件事，对我的折磨会远超过220伏特。那种懊悔几乎令我无法承受。”

在这种环境下，终极的反抗是囚犯之间表现的小悲悯，例如照料彼此的伤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这类关爱的举动被发现，他们会遭到严厉惩罚。囚犯会被刺激成尽可能自私自利，不断有人提供他们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选择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让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彻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对付其他狱友，或上电视公开放弃他们以前的信念。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终极胜利：囚犯不仅放弃团结，而且为了生存而屈服于放任资本主义核心的割喉特质--借用ITT主管的话：“追求自利。”

在南锥工作的两类“医生”--将军与经济学家--都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工作。弗里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医生，提供“医疗技术建议给智利政府，以协助终结一场医疗瘟疫”--“通货膨胀的瘟疫”。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独裁统治结束很久后，对一群阿根廷年轻经济学家发表的演说中说，好经济学家本身就是治疗--他们扮演着“对抗反经济的思想与政策的抗体”。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说：“当国家的社会身体染上会侵蚀内脏的疾病时，它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被当作病菌。当政府控制并摧毁游击队，抗体的活动才会消失，就像已经发生的情况。那只是生病身体的自然反应。”

这种语言当然与纳粹当年的思想架构没有两样，纳粹辩驳他们是借由杀害社会“生病”的分子，以治愈“国家身体”。就像纳粹医生克莱恩（Fritz Klein）宣称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于对人命的尊敬，我会从一个生病的身体移除坏疽的盲肠。犹太人是人类身体的坏疽盲肠。”赤棉使用相同的语言辩解在高棉的杀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须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