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工会分子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任何人若抱着非纯粹追求获利的社会价值观，都是攻击对象。在该区域各地最残暴的攻击，都是针对曾为土地改革而抗争的农民。阿根廷农地联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领导者--他们曾散播农民有权拥有土地的煽动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们工作的农场边，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士兵用卡车电池为刺牛棒通电，把这种处处可见的农场工具用在农民身上。在另一方面，军政府的经济政策让地主和牧牛场业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兹解除牛肉价格管制，使肉价飙涨超过700％，为业主带来空前的获利。

在贫民窟，先发制人的攻击目标是小区工人，其中有许多是教会工作者，他们组织社会最贫穷的一群人，要求医疗、公共住宅和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构的“福利国”。“穷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顾他们！”他们一面这么告诉阿根廷医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电击我的牙龈、乳头、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与军政府合作的阿根廷传教士解释行动的指导原则说：“敌人是马克思主义。是教会和我们祖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新国家面对的危险。”这种“新国家面对的危险”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军政府的许多受害者如此年轻。在阿根廷，3万名失踪者中有81％的年龄介于16岁到30岁。“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了往后20年。”一位恶名昭彰的刑讯者对他的受害者说。

最年轻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们在1976年联合请愿，要求降低公车票价。对军政府来说，集体行动显示这些青少年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病毒，其反应是屠杀者的愤怒，有6名敢于提出这种颠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并杀害。2006年终于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长艾契科拉兹，是参与这次攻击的关键人物。

这类失踪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疗师尝试抹去经济中的集体主义遗毒时，休克部队则把那种文化的代表从街头、大学和工厂扫空。

一些站在经济转型最前线的人不防备时会承认，达成他们的目标有赖大规模镇压。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关主管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负责把对企业友好的阿根廷军政府促销给世界，他告诉一名研究人员，为了打开阿根廷“受保护的国家主义”经济，动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说：“但没有人会投资一个卷入内战的国家。”然而他承认，死的人不只是游击队。“许多无辜者可能也被杀害，”他告诉作家费特罗维兹（Marguerite Feitlowitz）说，“但在那种情况下，需要用到极强大的武力。”

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经济部长卡斯特罗负责执行休克治疗，他说，如果没有皮诺切特的铁腕支持，他不可能办到。“舆论强烈反对（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强人来维系政策。我们很幸运皮诺切特总统了解而且拥有能抵挡批评的个性。”他也认为，“独裁政府”最适合保卫经济自由，因为可以“不掺杂个人情感”地使用权力。

和大多数国家恐怖一样，设定目标的杀戮有双重目的。第一，杀戮去除了计划的实质障碍--那些最可能反击的人。第二，让所有人目睹“麻烦制造者”失踪，发出不容误解的警告给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来的障碍。

而这些手段确实有效。“我们既困惑又苦恼，乖乖等着接受命令……许多人开始退化；他们变得更依赖和害怕。”智利精神医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说。换句话说，他们处在休克之中。因此当经济休克造成物价飙涨和工资下跌时，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街上依旧干净和平静。没有抢粮暴动，没有大罢工。家庭借着默默节衣缩食度日，喂他们的婴儿喝可以抑制饥饿感的传统饮料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几个小时上班，省下公交车费；因为营养不良或伤寒死亡的人则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锥国家的工业还突飞猛进，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医疗与教育体系十分健全，俨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现在，富人与穷人被抛进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罗里达取得荣誉市民身份，其他人则被推回落后国家的火坑，而且两者的鸿沟将随着后独裁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再造”不断加深。这些国家不再是激励人心的楷模，而是对梦想从第三世界升起的贫穷国家的恐怖警告。这种转变可以与经历军政府酷刑营的囚犯相提并论：光是说还不够--他们被迫放弃最珍视的信念，背叛他们的爱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称作“破碎者”。南锥也一样：这个区域不只被打败，它被打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