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锥，这些矛盾看起来十分超现实：一家与恐怖体制来往最密切的公司--被指控在厂房里设置秘密酷刑设施，参与自己员工的失踪--所遗留的慈善机构，却是最好且经常是唯一终结最恶劣人权侵犯的机会。透过资助人权运动人士，福特基金会在那段期间拯救过无数人命。而且美国国会削减对阿根廷和智利的军事支持，逐渐迫使南锥的军政府减少使用最残暴的镇压手段，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该基金会。但当福特伸出援手时，它的努力却得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不管是否有自觉--就是人权运动思想上的诚实。该基金会决定参与人权运动但“不涉及政治”，因此制造了一种局限，使它几乎不可能追问它所记录的暴力：为什么发生这种事？谁能获利？

对于自由市场革命的历史被传述的方式，这种局限扮演了破坏的角色，导致它们在极度暴力环境下诞生的污点大体上被遗漏。就像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对酷刑三缄其口（那与他们的专业领域无关），人权团体也很少提及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激进转变（那超出他们狭窄的法律视野）。

镇压与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计划，这个观念只反映在这段期间的一项重大报告：《巴西：毋忘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唯一非由国家或外国基金会发表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它根据的是军方的法庭记录，由勇气过人的律师和教会活动分子，在国家仍处于独裁统治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影印得来。在详细记述一些最可怕的罪行后，报告的作者提出其他人刻意逃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平铺直叙地回答：“因为经济政策极度不受人口中最多数群体的欢迎，所以不得不借暴力来执行。”

在独裁统治期间深入扎根的激进经济模式，后来证明比执行它的将军们还顽强。士兵回到他们的军营以后很久，拉丁美洲人也已经可以再度选举他们的政府，芝加哥学派理论的根仍然牢牢抓住这块土地。

阿根廷新闻记者兼教育家阿库纳（Claudia Acuna）告诉我，在70年代和80年代很难完全了解暴力并非军政府的目标，而是手段。“他们侵犯人权如此令人发指，如此不可思议，阻止他们当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虽然我们已经能摧毁那些秘密酷刑营，却无法摧毁军政府创造的经济计划，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正如华尔士的预测，到最后，“计划性悲剧”所夺走的人命将多于子弹所夺走。以一个比喻来看，拉丁美洲南锥在70年代发生的事被以谋杀现场来看待，但事实上它却是极度暴力的武装抢劫现场。阿库纳告诉我：“那就好像以失踪者的血迹，来掩饰经济计划的代价。”

有关“人权”能否真的与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辩论，并非只发生在拉丁美洲；每当国家以酷刑作为政策武器时，这些问题就会浮现。尽管环绕着层层迷雾，加上想以无关政治的脱序行为来看待它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但酷刑并不特别复杂或神秘。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每当一国的独裁者或外国占领者缺乏统治所需的共识时，酷刑这种最残酷形式的高压统治工具就会出现：菲律宾的马克斯、伊拉克的萨达姆、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在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例子不胜枚举。大规模虐待囚犯实际上就是明确的迹象，显示政治人物尝试实施一套大多数被统治者反对的体制--不管是政治、宗教或经济体制。就像生态学家借特定的植物与鸟类“指标物种”（indicator species）来定义生态系统，酷刑就是一个施行极度反民主计划的政权的指标，就算这个政权是透过选举而取得政权也能适用。

作为审讯时取得信息的手段，酷刑的不可靠已人尽皆知，但用来恐吓和控制人民，没有比酷刑更有效的方式。基于这个理由，在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的自由派对本国士兵用电击和水刑对付阿尔及利亚解放战士义愤填膺，却不设法解决作为酷刑根本原因的占领，让许多阿尔及利亚人逐渐失去耐性。

1962年，法国律师哈理密（Gisele Halimi）为数名遭强暴并在监狱受到酷刑的阿尔及利亚人辩护，他激愤地写道：“所有空谈都是相同的陈腔滥调：从酷刑在阿尔及利亚使用以来，说的是相同的话，表达的是相同的气愤，公众抗议是相同的声调，相同的承诺。这些例行公事并未阻止任何电击或水刑；对遏阻使用它们的人也丝毫未产生影响。”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写到同一主题也表达相同看法：“以道德之名抗议‘过当’或‘滥用’是错的，这暗示了积极的共犯。没有‘滥用’或‘过当’，只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体制。”

她的论点是，占领无法以人道的方式达成；违背人的意志的统治绝非人道。西蒙·波伏娃写道，有两个选择：接受占领及执行它所需的手段，“否则便是拒绝，不只是拒绝某些具体的做法，而是拒绝容许它们存在，拒绝非得采取这些做法的更大目标”。今日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也面对同样明显的选择，而在70年代的南锥，这更是唯一的选择。就像没有温和仁慈的方法可以违背人的意志而占领，要夺走数百万人尊严过活所需的事物--芝加哥男孩决心做的事--也无法以和平方法达成。抢夺，不管是土地或生活方式，就需要动用武力，或至少需要令人相信的威胁；所以强盗会带枪，并经常使用。酷刑令人厌恶，但往往是达成特定目标的高度理性方式；事实上，它可能是达成那些目标唯一的方法。这引发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一个当时在拉丁美洲许多人无法问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暴力的意识形态吗？它的目标是否有什么成分，会导致此种暴力的政治整肃，以及伴随而来的人权清洗运动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