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的任期对弗里德曼是惨痛的教训。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已建立一个以资本主义和自由为公式的运动，但自由的人民似乎不愿把选票投给实行他的建议的政治人物。更糟的是，只有独裁统治--自由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方--的政府愿意实施纯自由市场教条。因此在他们为国内的背叛痛心时，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只能借着军政府一路颠踬走过70年代。几乎在每个右派军事独裁者掌权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芝加哥大学的存在。哈伯格1976年在玻利维亚军政府担任顾问，1979年接受阿根廷吐库曼（Tucuman）大学的荣誉学位，当时阿根廷的所有大学已在军政府控制之下。在更偏远的田野，他还担任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顾问。

加州大学坚定的新自由派政治学家哈佳德（Stephen Haggard）承认一个“悲伤的事实”：“发展中世界的一些最广泛的改革计划，都紧接在军事政变之后进行”--这是说，除了南锥和印度尼西亚以外。他列举土耳其、韩国和加纳（Ghana）。其他成功的例子虽未发生在军事政变后，也都是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如墨西哥、新加坡。与弗里德曼的核心主张恰好相反，哈佳德下结论说：“好事--例如民主政治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不见得成双。”在80年代初，确实没有任何多党民主政治国家转向全面化的自由市场。

发展中世界的左派分子长期以来宣称，纯正的民主政治--有公平的规范避免企业买票--必然带来致力于财富重分配的政府。这个逻辑十分简单：在这类国家，穷人一定远多于富人。直接重新分配土地和提高工资的政策、而非滴漏式（trickle-down）经济体，显然符合贫穷多数人的自我利益。公民有了投票权和合理的公平程序，他们将选出最可能创造就业和分配土地的政治人物，而非更多自由市场的承诺。

基于这些原因，弗里德曼花了许多时间思考一个思想的矛盾：身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传人，他坚决相信人类是被自利所驱动，而当几乎所有活动都以自利原则来管理时，社会的运作将臻于完美--除了一种叫投票的小活动之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国家不是贫穷就是所得低于平均水平（包括美国人），投票给承诺把经济顶层的财富重分配给他们的人，势必最符合他们的短期自利。弗里德曼的长期友人梅尔泽（Allan Meltzer）是一位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他解释这个难题说：“选票的分配比所得更平等……所得水平中等或以下的选民，可以从转移所得给自己而获利。”梅尔泽将多数人的这种投票结果描述为“民主政府和政治自由的部分成本”，但他说：“弗里德曼夫妇（米尔顿和他妻子罗丝）违逆这股强劲的潮流。他们无法阻止或扭转它，但他们对大众和政治人物的想法与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大多数人。”

在大西洋彼岸，撒切尔借提倡后来耳熟能详的“所有权社会”（the ownership society），尝试建立英国版的弗里德曼主义。这些努力着重在英国的公共住宅，或叫公营小区（council estates）。撒切尔提出一套反对公共住宅的理论，认为国家不应在住宅市场扮演角色。公营小区住满不会投票给保守党的典型选民，因为那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自利原则；撒切尔相信如果把他们带进市场，他们会开始认同反对重新分配的富人利益。主意打定后，她对公共住宅的居民提供强烈诱因，以降低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他们。部分人变成屋主，但其他人却必须面对几乎是过去两倍的房租。这是一套“分而击之”的策略，而且果然奏效：租屋者继续反对撒切尔，英国大城市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明显增加，但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新屋主改变政党倾向，转而支持保守党。

虽然出售公共住宅为极右派经济学在民主政治下的发展提供一线希望，撒切尔在第一任任期快结束时，职位仍然岌岌可危。在1979年，她以“劳工无需工作”作为竞选口号，但到1982年，失业人数在她治理期间增加一倍，通货膨胀也是如此。她尝试挑战英国势力最庞大的煤矿工人工会，但未能成功。在位三年后，撒切尔发现她的支持率跌到只有25％--比小布什最低时还低，也是有民意调查以来支持率最低的英国首相。对整个撒切尔政府的支持率更跌到只有18％。随着大选迫近，撒切尔主义眼看就要提早夭折，距离保守党达成雄心勃勃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及粉碎蓝领工会的目标还遥遥无期。就是在这种艰困考验的情况下，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礼貌地告诉他，智利式的转型在英国“相当不可行”。

撒切尔第一任的惨状似乎进一步证实尼克松时代的教训：芝加哥学派激进而高获利的政策，无法在民主体制下存活。显而易见的是，成功实施经济休克治疗有赖其他种类的休克配合--不管是军事政变，还是高压统治建立的酷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