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华尔街是特别令人忧心的情景，因为在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正纷纷垮台--伊朗、尼加拉瓜、厄瓜多、秘鲁、玻利维亚--而且更多国家将步其后尘，形成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称的“第三波”（third wave）民主化浪潮。这些都是值得忧虑的发展--如何不靠民粹主义政策而能阻止另一个阿连德崛起、赢得选票和支持？

华府1979年目睹了这种场景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发生。在伊朗，美国支持的国王被左派与伊斯兰教派分子的联盟推翻。虽然人质事件和什叶派领袖占据媒体报道，但经济方面的政策也引起华盛顿警觉。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尚未转变成完全的独裁统治，但已把银行业国有化，并开始实施土地重分配计划。它也管制进口和出口，逆转前国王的自由贸易政策。五个月后在尼加拉瓜，美国支持的苏慕萨（Anastasio Somoza Debayle）独裁政权遭平民暴动推翻，建立了左派桑定（Sandinista）政府。桑定控制进口，并且和伊朗一样把银行业收归国有。

这对全球自由市场的梦想是一大恶兆。到80年代初，弗里德曼的追随者面对的前景是，他们不到十年的革命可能被一波新的民粹主义浪潮淹没。

战争变成救兵

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六周后发生的事，改变了她的主意，也改变了政商财团十字军的命运：1982年4月，阿根廷入侵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尔维纳斯战争，或阿根廷人所称的马维纳斯（Malvinas）战争，在历史上对英国是一场胜利，但战役规模相当小。在当时，马尔维纳斯群岛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阿根廷外海的岛群距离英国数千英里，防守和维护的成本极高。它对阿根廷用处也不大，虽然在海域之内有一个英国前哨站被认为有辱国家尊严。阿根廷传奇作家博格斯（Jorge Luis Borges）辛辣地形容这场领土争端是“两个秃头男人争一把梳子”。

从军事观点，这场历时11周的战争似乎没有任何历史重要性。不过，为人忽略的是，战争对自由市场计划的影响却极其深远：马尔维纳斯战争给了撒切尔所需的政治掩护，让她得以进行一场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首见的激进资本主义转型。

冲突的双方都有充分理由想打一场战争。在1982年，阿根廷的经济因为不堪外债和贪腐而濒临崩溃，且人权运动势力日益高涨。由格尔蒂埃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领导的新军政府判断，唯一比军政府持续镇压民主所招致的愤怒还要强大的力量，就是反帝国主义情绪，因此格尔蒂埃里在英国拒绝放弃群岛时便巧妙地激化反英情绪。不久后，军政府把阿根廷的蓝白国旗插上那些岩石嶙峋的外岛上，举国随之一片欢腾。

当阿根廷宣称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消息传来，撒切尔发现那是扭转她政治前途的最后希望，并立即进入丘吉尔式的战斗模式。在这之前，她只表达过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颇不以为然。她曾削减对群岛的拨款，并宣布大幅缩小海军编制，包括防卫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武装舰队--这些举动被阿根廷将领视为显然英国愿意让出这块领土。（撒切尔的传记作者之一描述她的马尔维纳斯政策“无异于邀请阿根廷侵略”。）在备战期间，政治界全面批评撒切尔想利用军事行动达成个人政治目的。工党下议院议员班恩（Tony Benn）说：“看起来愈来愈像唯一攸关的是撒切尔夫人的名声，而与马尔维纳斯群岛毫无关系。”立场保守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则指出：“可悲的是，这个议题正迅速与英国内部本身的政治歧见混淆，而与眼前的事件无关。牵涉其中的不只是阿根廷政府的尊严，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名声、甚至存续，也牵连在内。”

然而尽管在备战时有这些合理的质疑，一旦军队部署完成，整个国家立即卷入一项工党决议文所形容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心智状态”，把马尔维纳斯群岛视为英国没落帝国最后的一抹光辉。撒切尔称许举国充满“马尔维纳斯精神”，实际上这表示“甩掉这婊子”的怒骂渐渐平息，而“去你的军政府！”的Ｔ恤销路却一路长红。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未认真尝试避免摊牌。撒切尔不理会联合国，就像布什和布莱尔日后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反应，他们对制裁或谈判都不感兴趣，双方感兴趣的都只有光荣胜利的结果。

撒切尔是为她的政治前途而战--而且她大获全胜。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胜利夺去255名英国士兵和655名阿根廷士兵的性命，但撒切尔被捧为战争英雄，“铁娘子”的称号从侮辱转变成高度推崇。她的民调数字也明显改变。撒切尔的个人支持率在战争过程翻升逾一倍，从初期的25％到结束时攀至59％，为她在次年的选举打下压倒性胜利的基础。

英国军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反侵略代号叫“企业行动”（Operation Corporate），虽然对军事行动来说有点古怪，但结果证明有先见之明。撒切尔利用胜利为她带来的强大支持，推动她在战前告诉哈耶克不可能推动的政商财团革命。当煤矿工人1984年罢工时，撒切尔把僵局塑造成阿根廷战争的延续，呼吁采用类似的严厉解决方法。她宣称：“我们不得不对抗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部敌人，现在我们必须对抗内部的敌人，虽然他们更难应付，但对自由的危害却一样大。”撒切尔动员所有的国家力量对付罢工者，包括在一场对峙中派遣8000名挥舞警棍的镇暴警察，其中有许多骑马，突击一道工厂纠察线，造成约700人受伤。在漫长的罢工期间，受伤者达到数千人。正如《卫报》（The Guardian）记者密恩（Seumas Milne）对罢工的完整报道《内部的敌人：撒切尔对抗煤矿工人的秘密战争》所述，首相要求情报单位加强对工会的监视，尤其是激进的工会主席史卡吉尔（Arthur Scargill），结果便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反监视行动”。工会遭到许多情报人员和告密者渗透，所有电话遭窃听，包括工会领导人的住家，甚至经常光顾的炸鱼薯条餐厅。一位工会主要干部在下议院被指控是军情五处（MI5）派来的特工，想“颠覆和破坏工会”，虽然他否认这项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