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对这个场景添加了一个反讽的注脚，他立即将崔明亮情感上的失落和他父亲的不忠并置在一起。当心碎的崔明亮心情郁闷地回到家，他的母亲向他抖出了他父亲有婚外情的详情。这位保守的父亲，曾经批评儿子穿喇叭裤和阅读《茶花女》，自己现在却成了家里最自由和观念最领先的一个人，并且情场最为得意。

城墙不仅是这对准情人约会的地方，它在《站台》其他的运动主题的语境中，还承载着更广泛的意义。作为岿然不动、抵御外部世界和传统的象征，城墙将电影中的人物从其“家乡”与外部的世界隔绝开来。这古代的城墙因而代表的是不断出现和作为片名隐喻的火车母题的直接对立物。在求爱被尹瑞娟拒绝后，崔明亮登上城墙，在汾阳和外面的世界之间踌躇不决，随后很快决定到外面的广阔天地去看看。

这种要到外面世界看看的冲动，并不是因为尹瑞娟的拒绝而突然产生的，而是整部电影中逐渐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自然发展。这种渴望汾阳以外的时尚、品味和经验的最佳例子或许不是崔明亮，而是他的朋友兼同行的“文艺工作者”张军。张军对于他在山西日常生活之外的大城市生活的热衷和沉迷，在电影中不断地被强调，其发展同样成为影响他身边人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也越来越着迷于他的大城市之梦。

张军的变化从电影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来，具体表现为他了解城市的流行文化，而且很热衷，这部分是由于他的家庭和广州有联系。当他听朋友二勇讲起大城市的扒手用刀片割开受害人的口袋扒走钱包的故事时，他惊得目瞪口呆。他是汾阳第一个穿喇叭裤的人，这是他在广州的姑妈送给他的礼物。邓小平开始实施经济改革政策，这个计划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响应邓小平的改革号召先富起来的人一般住在沿海的港口城市，例如广州、上海、福州和温州，而且正是这些城市，首先接受了香港、台湾和海外的最新服装时尚，并将之推向全国。崔明亮几乎是立刻叫他母亲帮他做喇叭裤——这有力地表明了流行时尚的快速仿制和传播。

对于约会和性爱，张军也是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先锋。当崔明亮苦于无法赢得尹瑞娟芳心的时候，张军已经和钟萍有了稳定的关系。我们同样不应当忘记钟萍的第一次烫发——她的发型在汾阳文工团中造成轰动，甚至使得文工团为此新增加了一个西班牙探戈舞节目——实际上是张军怂恿她去烫发的。作为她的男朋友，钟萍的烫发更像是他而不是她走向现代化的一步。张军带钟萍去了温州发廊，在那里，他兴趣盎然地和理发师聊起温州和广州的话题。（激发烫发的灵感出现在先前的场景中，当时张军和另一个女孩韩爱华调情，韩爱华已经烫了头发，因此他立即鼓励钟萍去做一个同样的发型。）在后来和尹瑞娟聊天时，钟萍也承认她已经开始为了张军而描眉。

但张军真正的奥德赛传奇始于他离开汾阳去广州探望姑妈之时。在广州，他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朋友：

明亮：

花花世界真好！

友：张军

1981年5月

明信片背面是航拍的广州风光彩照，贾樟柯通过明信片正面和背面的特写，强调了它对于崔明亮的重要性——这是电影寥寥几个特写中的一个。明信片代表的是汾阳外面的世界的一个浪漫化版本，这为与父母亲一起生活在省内小城镇的崔明亮带来了希望。很快，张军从广州的冒险中归来，带回他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果。他穿着一件印有日文的时髦衬衫，戴着太阳镜，并带来一台便携式卡式录音机，他很快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崔明亮开玩笑地称他为“假洋鬼子”，文工团的成员围着他，不断地问他在广州的经历，录音机里传出最新的流行歌。在向其他人传播新发现的改变之梦的过程中，张军的花花世界体验同样有效地重构了传统的故乡观念。在此过程中，故乡不再是人们渴望的浪漫化地域，反而成了人们渴望逃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