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与法律协会和注册主任交涉，他们对此继续予以拒绝。我交涉了几个月，写了许多封信，最后他们没有大张旗鼓，仅仅草率地给我发了个通知，等于是完全放弃了这件事。这个案子并非像他们预料的那么简单。他们原来认为，我并没有主动权和必要的资金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们想错了。

我能够详细了解官方有关我反对法律协会的做法的态度，因为我们每天都能收到一份报纸，报纸就像直接发到我们的门口那么方便。事实上，也确实就是这么方便。

负责夜间看管我们的那个狱警是一位沉默寡言、上了年纪的卫理公会教徒。当时，麦克·马哈拉基与他已经成了好朋友。一天夜间，他慢慢地走到麦克的牢房，并告诉麦克，他想参加一次新闻写作比赛，需要写一篇作文，他想知道麦克愿不愿意帮他写两篇文章。这位狱警表示，如果麦克帮他这个忙，他会有所报答。麦克同意了，并按时写出了文章。两周之后，那位老狱警非常高兴地来到麦克面前。他现在成了参加决赛的选手，问麦克能不能再给他写一篇文章。这位狱警还答应麦克，如果帮他写，他会送给他一只烤鸡。麦克告诉那位老狱警，他将考虑考虑再作答复。

第二天，麦克来找瓦尔特和我，把情况向我们作了说明。瓦尔特建议麦克接受他的奖品，而我则赞成他不接受那只烤鸡，因为那样看起来就像是对这位老狱警特别关照。那天夜里，麦克告诉那位狱警，他将给他写那篇文章，条件是想得到一包香烟。那位老狱警表示同意，并且第二天晚上他就送给了麦克一包新买的香烟。

第二天，麦克告诉我们，他现在已经有办法控制那位老狱警了。“怎么控制？”我们问。“因为烟盒上有他的手印，”麦克说，“我可以敲诈他。”瓦尔特说，那是不道德的。我没有批评麦克，但是，我问他准备向老狱警索要什么。麦克眼睛一瞪说：“报纸。”瓦尔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我认为，瓦尔特是岛上唯一与我一样喜欢看报纸的人。麦克已经与通信委员会交流了他的想法，尽管我们两人对麦克的这个办法都有保留意见，但是，我们并没有制止他。

那天夜间，麦克告诉那位老狱警，他在烟盒上留下了指纹，如果不合作，他就会告诉监狱长。由于害怕被解雇，或许还会丢掉他的养老金，因此，那个狱警同意麦克要什么就向他提供什么。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直到他被调走，老狱警一直悄悄地为麦克提供当天的报纸。麦克每天把报纸上的新闻进行综合整理，并把它们裁成纸条，然后再在我们中间传阅。不幸的是，那位老狱警后来并没有在比赛中胜出。

要说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做的更多的是什么，是开采石灰石还是说话？这很难说。到1966年，狱警采取了自由放任态度：只要我们干活，我们能说多少话就说多少话。我们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组，四五个人围成一个小圈子，在太阳底下说一整天话，所谈的内容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连续不断地讨论着，既谈论严肃的重大问题，也谈论日常的闲话琐事。

对监狱来说，我们并没有别的什么希望，可能只有一件事是个例外，那就是有时间思考。在斗争的旋涡中，当一个人不断地应付变换着的情况时，那么，他就很少有机会认真、全面地考虑自己所作的决定或策略。而监狱却提供了时间，而且是非常充足的时间，通过这些时间可以对自己所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事情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