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山底下的“孤儿”村

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像一把随风飘落在贫瘠山谷下的野草籽，艰难地生根，艰难地发芽。这里田土不宜耕作，少得可怜的一点农作物，常常还被野猪践踏得精光。唯有的，就是山，一座连一座。一户一户人家则散落在大山里，一隔数里，乃至上百里。随着打工潮的兴起，这里60%的成年妇女开始外出打工谋生，而且出去的多，回来的少。不能怪这些妇女，原先的生存环境太艰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虽然她们可能仅是这些“精彩”的旁观者，但已足以令她们下定决心“抛家舍业”。于是，有的妇女外出后，最初的一年半载还有回信，还往家寄钱，渐渐地就音讯全无了。家人想找，都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找。这构成了这个县事实离异多，履行手续少；婚生子女多，得到良好养育的子女少的特殊现象。这种家庭太多了，久住这里的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最苦的是孩子。

在家家户户鸣鞭放炮的喜庆春节里，面对笔者，住在贫困山区的狗儿流下了泪水。

狗儿有三姐弟，1996年3月，母亲决定跟着村里的姐妹到深圳打工，临行的头天晚上，狗儿看到妈妈和爸爸屋里的灯亮到大半夜。他万万没有料到，第二天母亲离去后竟再也没有回来。刚开始，狗儿知道爸爸还隔三差五地从镇上的小邮局取回几百元钱，那是一家人最高兴的日子了。爸爸的心情格外好，对他们姐弟也格外宽容。然而妈妈寄钱回来的频率越来越低，终于又一次寄回家三百块钱和一袋衣物后，妈妈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了讯息。1999年春节，狗儿从邻居那里听到了一个有关妈妈的消息：妈妈竟跟一个做生意的男人跑了，再不会回来了！这个消息让狗儿一家人陷入恐慌，父亲开始千方百计地打听母亲的下落，但一个山里人，毫无见识，茫茫人海，上哪儿打听？久寻未归，忧虑过度的父亲落下了顽疾，狗儿姐弟的生活陷入绝境。当地政府了解到狗儿一家的境遇，带着狗儿在当地的电视媒体上寻母。狗儿的那一声声痛彻心肺的要娘声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当地媒体遂发起了一场“关爱留守儿童”的行动。尽管媒体投资逾万发起了寻亲义举，但狗儿妈妈始终不见下落。对于狗儿来说，妈妈的离去像一个沉重而冰冷的问号，已经永远地烙在了他泪痕斑斑的心底。

而在这个县，到处可见到这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妈妈的孩子：

——玲玲，家有三个姐弟，妈妈外出打工，一去六年，一直没有回家。听村里回来的人说，是跟外人结婚了。玲玲爸爸因为妈妈的缘故，情绪不好，从此不太管三个小孩子。懂事的她便辍了学，外出打工供两个弟弟读书，但家里仍然非常困难，结果两个弟弟也辍学了。从此，三个孩子一直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群群、可可，母亲自从出外打工后，再也没有音讯。2002年父亲去深圳打工兼寻妻，出了车祸，昏迷一个月醒来后，大脑留下后遗症。后又跟人去广州打工，在厂里做煎油的工作，四百元一月，不慎又被全身烫伤，医疗费尚无保障，根本没有钱寄回家来。

“如果有哪个小伢崽来到我家门口，或者在我家附近不走，随便拽着一个问，就有可能一两顿没有吃饭。有一天，一个四岁小伢对我说，他已经一天没有饭吃了。好可怜哦！”在当地组织的座谈会上，一村妇女主任边说边擦眼泪。

父母婚姻一旦出现裂痕，稍稍不慎，就会伤及孩子。有的孩子盼不回父亲母亲，在稚嫩岁月里，独自忍受着忧伤与孤独，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有的孩子看着父母整天剑拔弩张，“战事”不断，痛心烦心不已，产生厌世情绪；有的孩子干脆选择了从这个不和谐的世界离开来逃避。据《西部商报》记者常舒清报道，2006年6月29日，一名叫李杰的高一学生服毒身亡。他在给同学的“临走的告别书”上写道：“我真想远离这个充满黑暗、阴险的世界。”遗书中却没有一句话提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据该县公安局调查分析，李杰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与李杰几乎没什么交流，再加上父母的婚姻问题，使李杰心理压力很大，大部分时间都靠沉迷网络来逃避。而李杰服毒自杀的直接诱因，可能就是复婚了的父母又在闹离婚。报道说，在学校老师眼里，李杰的性格比较开朗，同学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对自己的父母，李杰却冷若冰霜。别人问他父母的近况，他就一句：“还没死呢！”在同学面前提及父亲时，称他为“我们同村的”。在记者面前，李杰父亲也道出了自己的悔恨，认为平时和儿子沟通太少，忽略了儿子的感受，对儿子的关心更加不够。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西部商报》“新闻互动话题”栏目曾以“如果这个世界缺少亲情”为话题，就此展开讨论，引来网友唏嘘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