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种根深蒂固的训导，也跟我的看球经历有关。马拉多纳如日中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寄宿生，看不到墨西哥世界杯，看不到上帝之手，更看不到那粒世纪进球。后来暑假时看重播，不客气地说，那时的我蒙昧未开，还体会不到足球之美，运动之魅，那粒进球的伟大之处，我只有等到多少年后，一遍遍地看电视里重放，才切骨地懂得。

如今好了，我知道老马有多么了不起了，有人说起美国世界杯时连过六人的奥维兰，说可以跟马拉多纳的进球相媲美。我呸，难道足球比的是过人多吗？那是保龄球。在我狭隘的心里，老马的这个进球成为永远不可复制的经典，散发着烈日般的光芒。最后才知道真正最爱的是最初最烦的人，马大哥，终于成为了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世纪球星。

这样一说，又充满了人文主义的调调：原来俺对马拉多纳的心路历程，暗合的是一个小男人否定之否定的成长的烦恼。

    扎堆

球迷有很多种，我属于那种就图个热闹的伪球迷，要是自己一个人看球，非闷死困死不可。特别是世界杯，基本都搁在跟我们有若干小时时差的国度举行，我往往是先干点别的熬到后半夜，等到裁判的开赛哨声一响，就酣然入梦。

像我这样的，必须要扎堆看球才行。

1994年美国世界杯时，我参加工作没几年，周围一堆男光棍。世界杯到了，大家就商量，要一起看球。

单位分给我的单身宿舍比较豪华，尽管没有水房厕所，需要拿着一个塑料桶去隔壁一栋楼拎水，捎带着解一把手，但地方够大，加上吃集体食堂的未婚男人占地面积不大，所以装十来头不成问题。并且，搬进来之前单位的行政处还把屋地给油漆了一遍，拖两遍之后，便光可鉴人，铺上凉席报纸，就能坐能卧。大家每人上缴三十块钱，凑成一个世界杯基金会，购置了电炉、方便面、饼干、辣酱、腐乳、咸菜和扑克牌，还有一些麦乳精啥的，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了。

还差一样：电视机。宿舍里本有一台小黑白电视，但这显然与共产主义的生活质量不符。我便去央告与我同事的大师兄。他成家不久，有一台彩电。现在想起来，我们的要求是有些过分的，但大师兄当即答应下来。他经常在麻将桌上暴卷我们，性情极其野蛮，加之婚后体型走样，向猪的方向发展，还姓林，于是我给他起了个侮辱性的外号：野猪林。不过等把他的电视搬进我的宿舍，调出影来，基金会的同仁再见到他，便恭敬地叫成了“林哥”。

美国世界杯就这样开始了。等待开赛的时间，我们用来打拖拉机，输方负责维修屡坏屡用的电炉，以及去拎水；胜方则可以占据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四肢非常舒展地看球。我看球将近二十年了，美国世界杯是我看过的最完整的一届，当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观球生活。

唯一没有料到的是，我的宿舍是在一层，地上阴湿无比，战士们一个多月熬下来，几乎全都落下了病根。优秀的球迷多是坐着看球，最多就是拉几天稀，偏有一些赶时髦的家伙也来入伙，大呼小叫地打完拖拉机，一开赛就躺倒在地呼呼睡去。这些家伙几年后基本都得了肩周炎。

我们的上班时间要求并不严格，大家多是在曙光降临的时候回各自的床上睡一上午，中午起来去食堂打饭。球友见面，总要打声招呼，这个用山东快书的腔调来一句：“闲言碎语不用说，表一表好汉贝贝托。”那个嘤咛一声：“闲言碎语不用提，表一表好汉马尔蒂尼。”

世界杯期间，单位还要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歌咏比赛，我也被抓了壮丁。唱着那些熟极而流的歌曲，“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什么的，我突然产生了幻觉，天啊，这歌颂的不就是好汉贝贝托吗？我就唱得格外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