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务生牌鱼刺

1997年秋冬之际，我差点儿出了车祸。

那是10月31日的下午，天色平静，冷风怒号，一切宛若平常，但我板着一张驴脸，眉头紧锁，双眼射出仇恨的目光，死死咬着牙，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狂奔。等到一辆汽车带着刺耳的刹车声停在我的面前，我仿佛才回到人间。

此前我一直被一个问题折磨着，中国队怎么就输给卡塔尔了呢？怎么就又输给卡塔尔了呢？？我想六万遍也想不明白。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一家宾馆采访，千里之外，中国足球队在大连金州血战卡塔尔。我对那次采访完全心不在焉，时不时到前台，听服务员聊一下赛况，心一次次被抽紧。最终，中国队以二比三败北。我的心带着风声呼啸而至大连，将中国足球队的所有直系亲属全部搞了一遍肉体性侮辱。车祸即将发生时，我还在对那些无辜的家眷们进行恶毒的问候。

那年的十强赛，耗费了我太多的情商和智商。智商主要用来计算几支球队的积分和小分，以及中国队出线的可能，其复杂程度堪比陈景润。事后我们发现，只要中国队能够将其中任何一场或负或平的比赛踢赢，就可以踏进法兰西赛场了。耗费的情商，则主要用来骂戚务生。现在可以客观地说，以戚务生那种犹疑柔弱的平庸气质，让他踢出亚洲走向世界，确实勉为其难了。但当时，我就是搂不住火，总得找个泄火筒啊，不骂他骂谁？孤独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

11月6日，是我的生日，我请一位当警察的老友来家里作客。他有一手做饭的好手艺，居然能做红烧鱼这种技术含量很高的菜肴。下厨房施展一番后，我们举杯持箸，开吃开喝。没过一会儿，主要议题就由祝贺俺的生日转向辱骂戚务生。

历数其呆其傻，老友越说越气：“戚务生这个……！”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下来，使劲摇晃着手，原来是鱼刺卡了嗓子。

几番艰难的干咳和吞咽，吃下去若干菜叶，喝下去若干老醋，仍无济于事。老友的脸色先是臭豆腐，然后是酱豆腐，最后眼见着要跨越血豆腐阶段变成韭菜花，只好陪他去医院。

医生拿着小手电窥视一番，然后告诉他，要先打麻药，让喉咙失去知觉，再伸镊子进去，在麻木的嗓眼中取出鱼刺。要知道，我的这个朋友可是当警察的啊，见过那么多流氓恶势力，都不带眨眼的，他还勤奋练就了一身的肌肉，活脱脱一个迷你型施瓦辛格。就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当医生对其进行鼓捣时，眼泪迸流：“大夫，求求你杀了我吧……”

耗时良久，这根戚务生牌鱼刺终于被处理出来。

老友那说了半截的话，我以后再没有问起。他要说戚务生是个什么来着？我已经没兴趣了，我只想对着高山喊，戚帅啊戚帅，你在哪里？你可知道？一个人民的警察，为你戒了鱼。

如今时兴起了转基因这种东西，我举双脚赞成。要么把中国足球的基因给转了，让它们硬起来，要么把鱼的基因给变了，让刺们软下来，否则，这饭真没法吃了。

    撒气

说到扎堆看球，怎能不想起校园里的球事呢？

上大学时，北京的同学周末大多要回家，因为家里有爹娘，有美食，有不必到十一点就熄灭的电灯，有可能配备着录象机的彩电。但有的时候，这些同学偏要在周末，吃过爹娘的饭后就巴巴的赶回学校。

因为要看球。

像1988年的丰田杯，乌拉圭民族队与埃因霍温队互射点球，双方就像约好了一样，这个进去那个也进去，这个射失那个也不进，一共搞了不知道有多少轮。看球的同学发出一声声尖叫，一声声叹息，拍打着自己或别人的大腿，猜着是不是要一直踢到天黑。这样的快乐，是一个人在娘家看球能体会到的吗？

最让我痛心的是1989年，六强赛。

跟那年的看球生涯有关联的是三个字眼：一，小国。上中学时，我们经常拿着世界地图册，让同桌找某个不起眼的地名以考眼力，很不幸，中国队本次对手就全是这类在地图上都难以标出名字的小国家，比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什么的，偏偏中国队什么队都敢输，什么人都敢丢。二，共振。这是个物理学名词，据说部队上特有讲究，当走到桥上的时候，一定要把整齐的步伐走得杂乱些，要不桥就要被共振垮掉，如果这些军官进大学看球，当中国队进一个球或丢一个球或将进未进之际，几间宿舍、几层楼、几栋楼便要一齐发出或振奋或沮丧的咆哮，那样的共振效果肯定会让他们担心楼会不回被吼塌。三，玻璃瓶。一场比赛踢罢，不管是输球还是赢球，总要表示一下，于是大家便把囤积在床底下的啤酒瓶伴随着欢呼或诅咒声抡到楼下去，玻璃爆裂的声音就像我们要炸开的心。穷学生，哪有那么多啤酒瓶啊，中国队赢过沙特后，瓶子基本上用完，到与阿联酋的黑色三分钟时，一些尘封多年的饭盆暖瓶什么的就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