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灵感让我心中的郁闷大减，顺势造了一些句子：

小组赛第三轮巴拉圭和特立尼达及多巴哥的比赛，就像娱乐明星接受所谓独家采访一样废话连篇毫无意义；

战胜加纳进入十六强后，意大利的夺冠信心像上海的房价一样高涨不已；

德国前锋克洛斯门前把握战机的能力就像中国贪官接受贿赂一样干净利索……

这样写球评，可以吗？

偏偏不快活

1987年，我考上大学没多久，高丰文率领中国国奥队冲进了汉城奥运会。二比零客场战胜日本队那天，全校沸腾。我和睡在我上铺的老四，尖叫着拥抱在一起，然后听到楼下人声鼎沸，隔窗户看外面，见从几栋宿舍楼里汇集成一股人流，歌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大家喊着嚷着往校外冲。一些系还挥舞起了红旗。我和老四急忙四下里找东西，终于在水房找到一把比较干燥的扫帚，点着，挥舞着就下了楼。

走了没多久，扫帚上的火苗就熄掉，只剩轻烟袅袅，但我们“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和《国际歌》的歌声却越来越高亢。随着人流走出校门，海淀路上的人流更为壮观。

对于刚走出中学校门的我来说，看什么都新鲜，包括“全民喜迎十三大，举国欢庆二比零”的标语，都让我和老四佩服不已。并且我们当时也还不习惯游行这种方式，一听说是要走到天安门广场上去，心里马上就犯起了嘀咕。刚走到木樨地，就怕迷路，顺原路返回了学校。

回到宿舍，真是怎么想怎么高兴，中国足球，就这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啦？忍不住又和老四拥抱了好几回，并不时“嘿嘿”傻笑几声。

这是中国足球给我的唯一一次欢乐，其余就全是气不打一处来的郁闷，偶有快感，也是骂那帮面瓜骂出来的。

转瞬十四年过去了，老百姓又开始为中国足球欢呼，这次是米卢率领国家队冲进了世界杯。正式出线那天，北京又开始尖叫了，不过这次由步行唱歌喊口号改成了开车按喇叭。一些人用啤酒把自己灌醉，一些人则拿着“我们赢了”的号外狂呼大喊。当时，我正在报社值班，听出去采访的记者报告着这些情景，却怎么也不受感染，死活兴奋不起来。此前，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足协是如何机关算尽做抽签的工作，躲开了若干强敌，终于把自己抽进了世界杯。这个结果几乎在赛前就已经注定，有报纸还说，张吉龙一个人，能顶半支国家队。真不嫌丢人的。

我是多么希望中国队能见谁都不恐，逢谁都敢灭，堂堂正正地打进一次世界杯啊。要有这股汉子气，哪怕就是轰轰烈烈地输掉，也认了。偏要设计出这种温温吞吞的成功，有什么意思呢？

本来在这个时候，就“应该”高兴那么一下子。但在那个狂热的夜晚，我的心里却是一片冷漠，只觉得身外的那些热闹，跟自己无关。那些快乐，经不起推敲。

是的，经不起推敲。

这也许跟当时我正好处于怀疑人生的阶段有关，对许多东西都充满幻灭感。第二年，看了奥斯卡获奖影片《时时刻刻》，大有同感。三个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女人，她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在某一天，毫无来由地觉得不对劲。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做为一个人，难道只有积极向上这唯一的选择吗？有没有不快活、毫无来由的不快活的权利？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振振有辞地禁锢着、剥夺着人性中黑暗阴郁、忧伤无助的另一面。我们总说忧伤的人是可耻的，却没想过，不会忧伤的人，也是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