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7月29日上午尚在庐山图书馆主持谈话会，下午下山返南京。同日，北平失陷。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重申17日庐山谈话会最后讲的四点立场，表示不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政府要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扞卫国家而牺牲到底。

晚上，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广播讲话，题为《最后关头》，惨兮兮地说道：“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对日本的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都是为了使日本进得慢些，中国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赶快做种种准备工作。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我们如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7月30日，天津失陷，傀儡组织北平维持会成立。从庐山飞到南京的胡适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同席者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胡适在日记中记载，“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7月31日中午，蒋介石夫妇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一起吃饭。蒋介石告知决定作战。说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附和。胡适心存忧虑，未作表态。据《胡适的日记》记载，临别时，胡适对蒋介石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胡适忧郁写道：“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高宗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后牵线汪精卫，一起投降了日本，任伪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高宗武、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当时都属于低调俱乐部，常在高宗武家中举行活动，他们的论调是投降主义，认为中日正式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要垮。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坚决反对他们，孙科听到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很冲动，说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但不少人不同意说，“孙先生，不能这样做，像世界有名的胡适，抓起来是不好的。”

这些情况胡适蒙在鼓里。7月31日，他从蒋宅归来给好友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写了一封信，谈对时局的看法。说“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胡适的思想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多方关注。钱昌照特向外交部建议胡适去欧美解释我国的抗日政策，他不可能在外国人面前讲投降。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

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布了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的基本思想。直至7月31日，蒋介石才最终决定放弃谈判全力对日作战。

不久，蒋介石约见胡适对他说，“你是懂得政策的，无须我多讲。”胡适欣然同意以特使身份出国，钱端升和周鲠生随行。胡适到了美国，负起蒋介石的使命，只得放弃他的低调，和高宗武、汪精卫等分道扬镳。

1937年7月庐山抗日座谈会，梁寒操寓仙岩饭店，偶集联句：一叶荣枯视天下，此山不语看中原。妙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