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蒋介石对美国以调停的面目出现的帮助，要求他将共产党纳入政府坚决排斥。马歇尔和蒋介石都是职业军人，也可能由于文化背景、阅历、志趣、理想的不同，马歇尔对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对共产党不能采取纳入政府内的“软化”，也是不理解，不以为然。但马歇尔又必须实行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既定方针。

7月22日上午，马歇尔下山，从九江乘专机到达南京，马歇尔夫人被宋美龄挽留在庐山，游览参观和学说中国话。

7月22日同一天，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立即组织联合政府，制止内战，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干涉中国内政。

7月26日傍晚7时马歇尔再次上山，夫人在小天池迎接，两人热烈拥抱。

马歇尔手揽夫人的柔肩，突然被一队又一队坐轿上山年轻人的那种盛气和心安理得怔住了。抬轿子的人竟是衣服褴褛骨瘦如柴的老年人和未成人的少年。马歇尔一见蒋介石，就问：“你们上牯岭夏令营的青年干部是怎样上山的？用老年人抬着自己上山，太不人道！太腐化了！”蒋介石当晚即将夏令营主任李明灏叫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又叫去高级政工干部会议负责人问代表是怎样上山的，并下令五十岁以下的人上下牯岭再不许坐轿。据会议牵头人之一秦筝回忆，代表们多口头拥护，实际上多叫轿子停在看不见的山背，走几步做做样子，一个个还是坐轿。

7月27日下午4时，司徒雷登偕秘书傅泾波火速上山。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沈昌焕（燕京毕业生）前来探望，司徒雷登正准备到马歇尔处吃晚饭，再一起到官邸与蒋介石面晤，不幸突然降临。据司徒雷登回忆，“也可能由于饮食不周，也可能是从炎热的平地登上凉爽的山顶时着了凉，肠胃功能发生了紊乱。我先在床上躺了一会。我感到头晕，便派人把情况告诉了马歇尔将军，他来到我的住处，亲手将我安置在床上。委员长派来了他的私人医生。医生诊治出来，含糊其词的话为聚集在四周的新闻记者提供了可以任意发挥的材料。委员长强令我留在山上，并且要我躺在床上，等病好了再去见他。”

当晚，牯岭常驻的二十多名中国记者，采访不到什么政治消息，便对司徒雷登的病情、“蒋夫人和马歇尔夫人送来的精美食品等等，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而且消息越传越远。”

在司徒雷登遗憾地躺在病榻时，安平事件发生。1946年7月29日，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百四十多人配合国民党军队联合进攻冀东解放区香河县安平镇附近共军驻地，共军自卫还击。消息传来，7月30日下午马歇尔匆忙离开牯岭，前往南京与周恩来交涉。7月31日，美国批准对南京国民政府信用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这是继7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二百七十一艘舰艇赠送南京政府后又一次援助。

8月3日，马歇尔第三次上庐山。同机到达的还有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这一天，《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司徒大使康复》，用诌媚的笔调，谈论着“一个外交使节，受它驻在国政府和人民崇敬与信任，在历史上有两个先例，值得我们温述：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派驻巴黎的弗兰克林先生，一个是英国在十九世纪之末派驻华盛顿的布莱士先生。……布莱士先生驻华盛顿甚久，在美国人民心目中，与其说他是一个强大友邦的外交使节，毋宁说他是对于美国乃至世界民主潮流有伟大贡献的政治思想家。美国的学术思想界，想到布莱士先生，决不会联想到他是一个外国人。美国人看他和本国学术思想家一样亲切，遂给予他以更强的景仰。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大使，驻在中国，中国人民对他的崇敬和景仰，恰与这个历史先例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