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1948年2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亲临主持国务会议。对各地战事进行了新的布置，对东北再次强调主力向锦州靠拢，与卫立煌的集结兵力沈阳针锋相对，后在卫立煌的要求下，蒋介石虽口头上让了步，实际上又越级指挥，将东北军队指挥权分别置于副司令范汉杰和兵团司令廖耀湘手中，卫立煌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东北这种越级指挥现象，也经常发生华北、山东、中原战场。李宗仁曾对蒋介石这种“习惯”，有段中肯分析，说蒋介石缺少基层军事指挥员磨砺，又远离现场，他一下达指示，往往是错误的，又偏要下面执行，往往造成一片混乱。当时国民党各级军事指挥员，多是黄埔军校“天子门生”，不少人缺少基层一层层经过战争展现才能选拔的过程。过去那些会打仗的人，往往是没有读过黄埔和陆军大学的，在陈诚抗战胜利后整编中都成了编余人员。这些天子门生指挥官一遇共军，就退避三舍，什么相互支援，慢吞吞，临阵又怕死。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整师的被歼和投降，1948年升级为整军的被歼、投降和起义。东北精锐已成瓮中之鳖，西北宜川战役胡宗南部刘勘所指挥的五个师三万多人被歼，中原豫东战役区寿年兵团六个师和黄伯韬兵团一部九万多人被消灭。大厦将倾，人心已散。但国民政府总统副总统照样在1948年4月“选举”，灯红酒绿；五院各部照样各就各位，歌舞太平。南京官场上与过去惟有不同的是，李宗仁不顾蒋介石反对，竞选副总统成功，张群从行政院院长下来，蒋介石执意推举了翁文灏作了行政院院长。南京政府似乎在一声声“改革”的标榜中换汤不换药的重新运转起来。

但军事上除了败仗还是失败，经济上除了通货膨胀还是物价飚升。

1948年7月下旬，蒋介石夫妇前往莫干山避暑。7月29日，电召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上山，四人和财政次长徐柏园、美援运用会委员严家淦等于29日傍晚6时30分抵达莫干山，晚8时被召见，并共进晚餐，商谈有关物价管制问题。晚10时许，一行辞出。

在全盘崩溃前夕，1948年8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召集了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刘斐、桂永清、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孙立人、刘峙、胡宗南的代表二十余人，加上国防部一些主要负责的厅长、署长等，共一百二十余人。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神气沮丧地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但蒋介石的话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前线指挥官们一个个争相反映困难和问题。有的说前线部队充满厌战和悲观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知道为什么打这个仗，共产党不是一起打日本吗？师出无名，这个仗怎么打？有的责怪陈诚胡吹几个月消灭共产党主力，鼓动委座（不敢直接指责蒋介石）发动这场战争，弄得鸡飞蛋打。更多的人叫苦，说发的军饷几万元法币抵不上一块大洋，物价一天几个价，老百姓叫苦连天，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卖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英勇作战呢？与会的宋希濂建议，既然总统说现政府还有基金九亿多美元，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费都改发现洋，自每人每月五元起至三十元不等，最多者不能超过三十元。这个发言立即获得了与会者的同情和赞同。自然也使蒋介石心情更加沮丧。法币是到了彻底抛弃的时候了。